韓毓海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他抓住了“資本主義”這個時代的唯一問題，不僅發明了“資本主義”這個詞，《資本論》的貢獻，更在于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揭示了虛擬資本、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之間的關系。馬克思這個發現的意義，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認識到。
可以毫不客氣地這樣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終結了古典經濟學，而在第三卷中，他實際幾乎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所有問題，在馬克思身后，經濟學討論中那些最有價值的內容，無非就是圍繞《資本論》第三卷進行的辯論而已。
當然，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種學派，根本就不承認這一點，不管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從純粹學術的角度來說，原因卻只有一個：那就是對馬克思的誤讀?；蛘哒f，這就是因為人們往往只是讀了《資本論》的第一卷，就以為已經了解了《資本論》、就已經徹底讀懂了馬克思，甚至已經“終結了馬克思”（當然，還是需要考慮到：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連第一卷也沒讀過）。
《資本論》第三卷中的“資本”
馬克思主義最通俗的闡釋者是恩格斯，但是，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讀者卻并不是恩格斯，這是因為：恩格斯對于“資本”的理解，其實不過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現實資本”，即那種必須通過“商品與勞動”才能實現的資本——是那種只有在工廠里活動著的資本。恩格斯以為：資本家就是商品和勞動力的占有者，但馬克思卻認為：資本家是以貨幣為工具的投資者，而商品和勞動力的占有者只是“企業家”而已。
馬克思這樣解釋“資本家”與“企業家”的關系說：
貨幣所有者，當作這個運動的有意識的負擔者，就成為資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與復歸點。那個流通的客觀的內容——價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觀的目的；抽象財富的遞增的占有，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推動的動機時，他才是當作資本家或當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識的資本，來發生機能。使用價值，絕不是資本家經營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個別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為的不懈的運動。這個絕對的致富沖動，熱情的價值追求，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共有的。但貨幣貯藏者只是瘋狂的資本家，資本家卻是合理的貨幣貯藏者。價值不息的增值，是貨幣貯藏者所欲的，因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貨幣，但也是精明的資本家所成就的，因為他不斷地重新把貨幣投入流通中去。（《資本論》第一卷，郭大力、王亞南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頁）
馬克思在這里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當經營者將“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即轉化為商品與勞動力的時候，他只是“企業家”，只有當他把這種經過生產和銷售而增值了的“現實資本”，再次轉化為貨幣資本，并且從中獲得了利潤的時候，他才是“資本家”。
資本表現為貨幣資本、虛擬資本和現實資本，而且，這三者之間是互相轉化的。貨幣資本轉化為虛擬資本，這就表現為金融資本的運動，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這就表現為產業資本的運動，但是，它們的運動規律卻又是相反的：產業資本遵循的是“賤買貴賣”的原則，即遵循市場上的商品價格規律，但是，金融產品遵循的卻是完全相反的運動規律，即金融資本“追漲殺跌”的規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漲價，其購買者就少，迫使其降價，而金融投資品則相反：某金融產品漲價，人們便紛紛跟進，一旦跌價，人們則紛紛拋售。
這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面教導我們的。
無論虛擬資本還是現實資本，都是貨幣資本轉化來的，它也還要轉化為貨幣資本才能贏利。因此，只有銀行家才是最大的資本家。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企業家，充其量只是一個小小的資本家，或者說：是“辛辛苦苦的資本家”罷了，雖然“使用價值，這個絕對不是經營的直接目的”，但對企業家而言，剩余價值的索取，卻只能通過商品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才能實現。因此，企業家的全部罪惡，也不過就是剝削工人，這種剝削從來只是局限在工廠和企業內部，因而是很明顯的，是很容易被識破的。
金融資本才是“霸權”的基礎
對于資本的活動，對于馬克思關于貨幣資本如何轉化為現實資本和虛擬資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的那一部分，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樂道的那個簡單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這一部分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提出過的，只不過他們的分析沒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徹、更徹底罷了。
而“貨幣資本”如何轉化為“虛擬資本”，才是馬克思開創性的貢獻，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資本主義真正得以成立的東西?！笨上?，恩格斯并沒有抓住這一點，而一舉便抓住了馬克思思想中這一部分的是列寧，具體說——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篇宏文。
資本活動的起點不是現實資本，而是貨幣資本，因為是銀行家將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或者是虛擬資本。前一個轉化形成了產業資本，后一個轉化則形成了金融資本。
那么，20世紀的金融資本，或者由資產階級銀行所掌握的“貨幣資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寧指出：這種貨幣資本的轉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虛擬經濟領域，即投資于股票、期貨和債券。最簡單地說：私人銀行和資產階級金融家們，先是通過發行信用，將社會資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過信用的大規?？s水，將社會財富化為己有（列寧將其稱為金融壟斷資本的“剝奪積累”）。第二個方面，金融家總是最為積極地投資于軍事工業，以此服務于對外擴張、爭奪世界市場的目的。第三個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價格便宜，更由于發展中國家資本的缺乏，所以，國際資本家集團就更加缺乏向生產發展和科技進步投入資金的動力，而是通過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即熱衷于通過向發展中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放貸，以獲取高額利潤（盧森堡將其稱為“過度積累”）。
列寧當年說的這些話，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勝過無數政客和理論家的胡言亂語。
毛澤東通過將“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相聯系，進一步闡釋了“資本”、“帝國”和“霸權”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思想使得列寧主義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簡單地解釋什么是“霸權”，我們可以這樣說：葛蘭西指出，對權力的服從有兩種，一種是被迫的服從，這個叫作“強制”；一種是自覺的服從，這個叫作“認同”；而“霸權”就是指為被統治者認同的權力，是被統治者自覺服從的權力。
關于什么是被統治者自覺認同的權力，理論家們一般認為，這就是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及它的載體：教會、學校、媒體。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體制之下，統治階級唯一可以不用強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強制灌輸和洗腦的方式）實現的權力，同樣的——也是那種唯一為被統治者所自覺認同、深信不疑的權力，其實也就是“錢”，是占統治地位的私人銀行發行的紙幣。
宗教改革運動廢黜了教會的贖罪券，但是，資產階級卻把銀行當作了教會，把私人銀行發行的通貨當作了贖罪券。
因此，馬克思方才這樣說，西歐資本主義歸根到底是基督教—猶太教的產物，它的基礎是迷信，“經濟學”乃是資產階級的新神學，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基礎是形而上學，它與其說是顯學，還不如說是巫術和迷信罷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一個“頭足倒置”的結構。
要理解馬克思的視野，我們首先必須重新認識世界史，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世界起源”。
與我們慣常的“世界史”敘述完全相反：資本主義并不是在西歐建立起來的，更不是在西歐“內部”獨自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美洲的發現，如果為了不繞過世界上最頑固的封建堡壘，如果不是為了避開歐洲野蠻的封建宗教統治，如果沒有宗教戰爭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開封鎖，使自己從“歐洲這個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角落突圍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發現。如果美洲不能被發現，那么，歐洲就不能積累起后來摧毀內部封建宗教堡壘的力量——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歐洲的“外部”、而不是“內部”建立起來的，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指出過了。
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指出過的是：僅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能與東亞建立聯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還占據世界GDP首位的中國，歐洲資本主義的霸權依然不能建立。
實際上，西歐要想取代中國霸權，這僅僅靠船堅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長達340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無論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還是英吉利，他們在“天朝”眼里與安南和日本的海盜“倭寇”沒有區別。當然，靠傳播無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這種西歐“意識形態”、靠傳播這種“普世價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歐能夠取代中國成為霸權，靠的其實是白銀，更準確地說：就是“天朝”對于白銀這個真正的“霸權”的需求和認同——盡管歐洲所掌握的白銀主要是從美洲那里搶來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歐資本主義成為一個“霸權”的，就是它對白銀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國為首的“舊霸權”對于白銀的認同，正是這種認同構成了“自覺的服從”，因此，掌握著白銀霸權的西歐方才開始真正成為一個“霸權”——這正如后來的英國之所以成為大不列顛，乃是由于世界對于金本位制的認同，而今天的美國之所以成為一個霸權，則是由于世界對于美元的認同。
以為今天的美元霸權乃是建立在美國的經濟實力、生產能力之上的那種觀點，不僅是極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謬的。同樣的，以為美元霸權僅僅建立在美國的超級武力和武力鎮壓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實性。“美元霸權”之所以是霸權，簡而言之，就是因為它的霸權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覺認同的，正像人們認同美聯儲、世界銀行、WTO、G8是“國際規則”的制訂者一樣。
列寧指出：資本主義體制是以“金融”為核心的擴張，貨幣積累，而不是“原始積累”和“現實資本”的積累，是資本積累的主要形態。金融資本才是資本的核心。
“不均衡發展”是資本主義的動力
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企業主的私有制”，向著企業聯合體、股份公司和社會融資的發展，對于這種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考茨基）均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不過，恩格斯卻“創造性地”認為：這個“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其實也就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橋梁，它表現為：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終于被“生產的社會化”所代替，而社會所有制，又被資產階級國家所有制代替，最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只要奪取國家政權，社會主義就將實現。
但是，列寧卻指出：與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根本就不會自動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恰恰相反，他們會成為“工人貴族”，會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炮灰，會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擺脫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對于社會主義的那種社會主義“空想”（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很策略性地用卡爾·考茨基替換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獨辟蹊徑，依然還在那里為跨國公司和華爾街大唱贊歌，那么，所謂“人類歷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絕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帝國主義。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就是聯合和集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集中、財富由多數人向少數人手里集中，最終，社會聯合為兩大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但是，列寧（也包括羅莎·盧森堡）則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是分離、對立和分散，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并不是矛盾愈來愈集中于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內部”，而是日益把危機和矛盾（同時也把革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轉移出去，轉移到“外部”。
盧森堡率先提出了“過度積累”的概念，所謂“過度積累”，就是指資本家寧肯向海外投資，利用海外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進行資本積累，也不愿意給國內工人提高工資、促進國內消費。列寧則進一步指出：正是這種海外投資把資本主義的矛盾“分散”或者“擴散”到了海外，同時，也把內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轉嫁和擴散到發展中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從而既促進了那些地區的民族矛盾，也促進了階級矛盾。也正是這種矛盾的分散和擴散，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心，但卻使得邊緣地區日益成為革命的中心。
列寧的這個論斷一定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驚?！豆伯a黨宣言》的開篇就說：宣言“用德文、丹麥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這就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其實也就是“歐洲無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而絕不可能在俄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發生，更不可能在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發生——但是，歷史證明，他們錯了。
他們錯誤的根源，就在于僅僅看到了生產力的“普遍發展”，而沒有看到生產力發展的“不均衡”，沒有看到“不均衡發展”才是資本主義的動力。正因為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會出現盧森堡所說的“過度積累”，它才促發了不發達地區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從而使得那些地區成為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火藥桶。
因此，列寧說：在帝國主義的歷史條件下，空喊“民主”、“人權”的口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人們即使需要一個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換”基礎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須首先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摧毀現存的資產階級壟斷統治，然后，才能實現那種建設在“平等交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主，同時，也只有打倒帝國主義的掠奪，才能恢復一個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場”。同樣的，只有給予被壓迫民族以自決權，才能在此基礎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聯合，以打倒帝國主義。于是，列寧指出：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進步力量所要追求的“當務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義”和“人權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支持民族自決權”。
列寧說，生產力的發展，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普遍”的，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世界交往”，而是根據生產方式的不同、根據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互相對立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
實際上，今天的情況不也是差不多的嗎？難道在英法、特別是美國與德國、俄國之間是沒有矛盾的嗎？這種矛盾，如果不是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與產業資本主義、能源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如果這種矛盾不是“虛擬資本”與“現實資本”之間的矛盾，那它究竟又是什么呢？
同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不也就是扶植和利用那些國家的反對派，用他們來鎮壓那些國家的人民，并以此來控制石油資源嗎？今天，如果美元不等于石油加大炮，那么它還是其他的什么東西嗎？如果美元不與石油和大炮相聯系，那么現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傻瓜會蠢到去積累這些廢紙嗎？而美元可以轉化為石油和大炮——這不就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嗎？這種轉化，難道不就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運動的一般邏輯嗎？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絕不可能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超級帝國主義”，相反，由于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按照馬克思和列寧所揭示的資本運動規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劃分為針鋒相對的“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和“產業資本集團”，表現為這兩個集團之間的尖銳斗爭，正是這兩大資本集團的斗爭，導致了世界大戰。
毛澤東思想
“現代世界”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紀的中國宋代，以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變法”為標志。從那時起，不但出現了一個與大地主、大封建領主相對抗的國家機器，而且，這個國家機器還日益采用著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義”方式與大地主的剝削形式進行斗爭（舉凡免役、市易、青苗諸“新法”之實質均在乎此）。伴隨著這種具有近代色彩的國家重商主義趨勢的擴大、煤鐵冶煉技術的突飛猛進，是地方割據的封建勢力的消失，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最終是第一個世界貿易體系以朝貢貿易的方式，以中國為中心形成。
隨著西班牙對美洲的征服和大規模的白銀開采，隨著1567年明代中國開放“銀禁”，西方世界開始“擠進”原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從那時起到1900年，西方后來居上，以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以炮艦政策，最終摧毀了朝貢貿易體系，建立了以西方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體系，西方（北美、歐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過程，與中華帝國衰敗的過程是同步的。
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第二個階段。其特征是產業無產階級（立足于歐洲堅實的工匠傳統）、商人階級（其最初興起的動力也包括海外傳教）和金融階級（濫觴于地中海地區白銀資本的運作者）——這三者之間的結合與互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手推動了西方的工業化進程。但是，西方現代化—工業化的后果是曖昧的。它既帶來了無產階級的成熟和日益壯大，但是，西方工業化一開始就與剝奪外圍和外部、排除外圍和外部地區工業化的世界不平等體制聯系在一起。
馬克思主義學說就誕生在這個歷史階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之間的結合與對立，并在社會發展運動的意義上，描述了這種結合與對立的直接表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關系。
“現代世界進程”的第三個階段表現為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世界革命”這個雙向進程。為列寧所揭示的壟斷資本主義，是對發達國家內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階級斗爭的回應，而世界革命則是對帝國主義的回應。這個階段從20世紀開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是最后一場發達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隨后爆發的是：1905年“半外圍”的俄國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這些革命的基本目標都是外圍地區的現代—工業化。
歷史證明：壟斷資本主義以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為代價，度過了它的嚴重危機，而外圍地區的現代—工業化則隨著1980年代“萬隆憲章”和“萬隆體系”的崩潰，以及1991年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19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黃金本位制瓦解為標志的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是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由三個主要特征構成：（一）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實現人類共同發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80％長期處于貧困和被剝奪的境地——這已成為世界共識。（二）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階段，即完全放棄和排斥實體經濟和生產勞動，金融資本、虛擬資本成為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成為資本積累的根本動力。（三）隨著金磚國家的興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18世紀以來形成的東西方實力對比，第一次出現了“逆轉”之勢。
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歷史的創生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國家，中國的長期衰落與再次興起，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今天，一切不持偏見者均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現代興起是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而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與運用，是被歷史和實踐證明了的正確理論和“天下興亡”之鑒。
國家、民族和人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關鍵詞。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澤東比馬克思更為強調國家和國家的“獨立性”。這是由于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宰制下，長期喪失國家主權的悲慘處境所決定的；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中國資產階級（其主體是買辦階級）沒有建立和建設現代國家的能力，而相對于西方為經濟權而斗爭的無產階級而言，爭取國家主權，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第一要務”，而且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第一要務”。
所謂“國家要獨立”，不僅是指國家要獨立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國家應擔負起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對內獨立自主發展經濟和生產力的任務，而且，國家還要獨立于軟弱無能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階級。因此，毛澤東將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修改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
所謂“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須伴隨著文化的解放，這種解放又是雙重的：即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和舊的傳統文化這雙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努力去創造出服務于民族政治解放的新的、現代的、民族的新文化。
所謂“人民要革命”，這里的人民專指“勞動人民”，這樣的“人民”對上述國家、“民族”構成了根本性的規定：即人民要管理國家（不僅僅是埋頭于生產和物質利益之中），“民族”必須與“階級”相結合（對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
國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澤東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規定、互相推進的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的制度性實現或體現，就是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新中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代中國的歷史使命，就是把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摘自本文作者即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