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華
近期，“貞操”再次成為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從“貞操女神”的網絡征婚，到某人大代表的“貞操陪嫁論”，再到幾家知名電視臺就此展開的專題節目。隱藏在“貞操”背后的是人們對性的關注，尤其是對女性婚前性行為的關注。其實，這并不是一個新話題，近代以來，伴隨西風東漸，“貞操”便成為西方思想與中國傳統觀念交鋒的一個前沿陣地。這個陣地分外顯眼的原因有二：一是該話題最廣泛的可參與性，無論老少貧富，人人都可以就此發表看法；二是話題本身的半透明性，當代中國雖然不再是談性色變，但性仍然是不便言說的領域，而當命題被置換成“貞操”，人們便可以公開談論了。毋庸置疑，當代中國的“貞操觀”發生了不小變化，人們對于貞操的態度已經比先前寬容了許多，人們通常將此歸結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那么，西方有沒有“貞操觀”呢？
貞操的寓言
15世紀尼德蘭畫家漢斯·梅姆林（Hans Memling, 1430~1495）有一幅畫作《貞操的寓言》。在這幅畫中，漢斯·梅姆林描繪了“貞女”的形象。畫面主體部分描繪了兩頭披著鎧甲的雄獅守護著山峰上“圣潔”的貞女，山峰四周被深淵環繞，貞女孤零零矗立在山巔，畫面以遠處繁華的城市作為背景。從梅姆林存世的作品來看，宗教畫占了多數，如有《圣母的歡樂》等，但這幅畫傳遞出的信息卻讓人頗為費解。雄獅斜睨的眼神和脊背上金光閃閃的鎧甲，讓我們想到中世紀歐洲的“貞操帶”，這種令人發指的“貞操帶”卻是當時風靡歐洲的貴族婦女的飾品，在一些“貞操帶”上飾有黃金、象牙、白銀等貴重材料制作的精美圖案。“貞操帶”在歐洲流行了數百年，一直到維多利亞時代，仍然有人使用貞操帶，并被一些醫生用作戒除手淫的醫療器械。如今，我們還能從歐洲的許多博物館里，看到作為歷史陳跡擺放的各種貞操帶。
“貞操帶”表明西方人的性觀念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從極端保守走向開放。禁欲作為中世紀的標志，使這一時期被視為西方最黑暗的時代。而遠在古希臘時期，人們的性行為卻大體上是比較自由的，甚至對待同性戀都十分寬容。為什么到了中世紀，人們開始視性如洪水猛獸呢？當代法國哲學家福柯為了尋求答案，開始撰寫長篇巨著《性史》，但隨著福柯的溘然去世，原定六卷本的《性史》寫作戛然而止。根據福柯的遺囑，最先完成但未經他本人親自審定的第四卷《肉體的懺悔》不能發表，這一卷探討的正是中世紀禁欲觀念的形成過程，現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屬于該卷的一篇佚文《為貞潔而戰斗》。此文主要根據隱修制度的創立者卡西安（360~435）倡導的“貞潔之戰”而撰寫。讓我們從這第四卷僅存的片斷中，看看中世紀教會禁欲制度的內容。
早期基督教對于婚姻和性愛并不持禁忌態度，雖不鼓勵，但允許教士結婚。以耶穌為例，耶穌與門徒曾一起興致勃勃地參加迦拿的婚宴，并當場點水成酒，耶穌對待通奸的男女也表示了體諒。但到公元4~5世紀，基督徒開始將極端的禁欲生活作為高度宗教德行的標志來提倡，通過曠野隱修，借助禁食、禁欲等對肉體極度苛刻的要求來完成其修行，卡西安便是隱修生活的倡導者，他對于教會中禁欲制度的確立起到過重要作用。公元415年，卡西安在馬賽創辦女隱修院和圣維克隱修院，并撰寫了《隱修生活規則》，將禁欲隱修進一步制度化。之后，經過教會的逐步推廣，直到11世紀，教皇圣格列高利七世頒布了禁止教士結婚的禁令，禁欲從基督徒的理想和信念，一變而成為教會的行為準則和宗教規范。卡西安曾號召僧侶們向私通精神展開“貞潔之戰”，因為私通是所有罪惡中最可恥的，所以需要通過對身體施以苦行來克服，而這種苦行比克服貪食更加艱難。卡西安倡導的六個階段的精神戰斗和貞潔的進步，其實是倡導修行者從肉體到靈魂的極度苦修，即便在睡夢里，也不能有一絲懈怠，要時刻驅趕危險的欲念。
福柯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倡導貞潔，而是通過解構卡西安的“貞潔之戰”來反對基督教的禁欲制度。福柯指出，在貞潔苦行中，修行者其實遠離了性道德，取而代之的是對自我的無限苛求，是從肉體到精神的全面禁閉。但即便這樣，單憑自我的力量也無法完成修行，必須通過懺悔等方式借助他者的力量才能完成修行。因而，在“貞潔之戰”中，苦修者無法成為最終的勝利者。福柯正是籍此解構了教會的禁欲制度。如果將這篇佚文放入《性史》中做整體觀照，我們不難發現，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性觀念變遷的歷史，從一種自然開放的狀態進入人為控制、乃至禁錮的狀態，這表明人類在創造文明的同時，也將人的一部分天性禁錮起來。文藝復興之后，近代西方社會中禁欲與縱欲的斗爭從未間斷，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維多利亞時代。
當代英國作家約翰·福爾斯（1926~2005）在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社會風俗有出色的描繪：
在那個時代，婦女們的衣服把肉體遮得比任何時代都嚴實，……在那個時代，任何小說、戲劇、詩歌等方面的著名文學作品，在色情描寫上從來都不超過接吻的程度。……在那個時代，人體的某些器官是從來不提及的，否則會被認為有失體統；……在那個時代，在人類活動的其他方面都出現了長足的進步和解放，而唯獨在最基本的個人情欲方面卻受到苛刻的控制。
小說的女主人公莎拉·伍德拉夫小姐便生活在這個時代，在一個只要住上六星期就“足以把任何一個正常人逼進瘋人院”的人家做家庭教師。這家的女主人讀的是剔除了“雅歌”的潔本《圣經》。在這種禁閉的環境里，不少中產階級婦女的性欲被壓制，以至于患上精神官能癥。小說里的薩拉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有嚴重的憂郁癥，甚至有點神經錯亂，當她將感情的閘門打開后，便背上了不光彩的惡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福爾斯利用維多利亞時代壓抑沉悶的社會氛圍，塑造了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神秘女人和一段令人刻骨銘心的感情。薩拉作為那個時代的叛逆者，是福爾斯刻意塑造的一個反抗的女性形象，而那個時代女性真實的生活從托馬斯·哈代筆下的苔絲可見一斑。
苔絲的悲劇源于貞操的喪失，這不是苔絲的錯，她被誘奸，然而無論苔絲自己，還是她的未婚夫，以及她周圍的人，都不能原諒她的失貞，將此歸結為她的過錯，最終將她推向絞刑架。最讓人難忘的是苔絲在臨刑前，不忘彌補自己的“過錯”，讓妹妹代替自己嫁給克萊。如果說苔絲是貞操制度的犧牲品，那么，小說試圖告訴讀者現實的殘酷、道德的無情以及不公平的兩性待遇。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認為，一個人應該克制自己，秉持努力、勤奮、忠順的信念，以獲取良好的習慣和高尚的理想，性行為是審視一個人品格的重要依據。因為那一時期的人相信：只要一個人在性方面是純潔的，他一定是勤勉的、簡樸的、有節制的和舉止適度的；反之，如果一個人在性方面不純潔，那他就會酗酒、投機、魯莽行事。當然，在貞操方面，社會輿論對于男性的要求遠遠低于女性。苔絲與克萊婚前都有失貞行為，但苔絲輕易地原諒了丈夫，而克萊對于苔絲的失貞卻始終無法原諒。《苔絲》小說的副標題是“一個純潔的女人”，暗示苔絲內心的純潔，但無論苔絲如何努力也無法通過贖罪式的苦行來彌補失貞，苔絲的悲劇揭示了宗教、倫理關于貞操規定的荒謬性。
“另一類維多利亞人”
如果說苔絲是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命運的真實寫照，那么，還存在“另一類維多利亞人”，即精神病學家、心理醫生、犯罪學家、性教育者、教士等。這些“維多利亞人”通過鼓勵人們言說性、坦白性，制造出福柯筆下的“性話語的爆炸”，形成了西方現代社會的性機制，即一種借性壓抑來言說性、繁殖性話語的機制。正如福柯所言“現代社會的特點不是把性隱藏起來，而是在強調性是‘秘密’的同時，熱衷于一直談論性”。福柯引用了一則阿拉伯寓言來說明這一點，這篇名為《泄密的首飾》的寓言講述了一個神奇的故事：一個蘇丹從神魔那里得到一個銀戒指，把它戴在手上，只要轉動上面的寶石，就能使所接觸女人身上的性開口言說。顯然，“會說話的性”被用來喻指西方社會的性機制。福柯認為，盡管現代社會的其他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在性觀念上，直到今天人們仍然愿意將自己視為“另一類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愿意奉行那個時代的生活規范，自愿接受“性壓抑說”，而拒絕其他的解釋。這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潛在的戰略意圖，即把性壓抑作為一種反抗現存權力的良好借口。
其實，正是在性壓抑最嚴厲的維多利亞時代，出現了性解放思想的萌芽。英國的亨利·哈夫洛克·靄理士可謂性解放的先驅者，靄理士寫下了七卷本的《性心理研究》，提出將性與道德部分脫離。因為宗教、道德、法律、習俗的力量只能在一定限度內對兩性行為加以控制和誘導，而決不能完全抑制它。靄理士認為，把形形色色的性行為看成“不道德的”或是一種“罪惡”，不但徒勞無功，反而使人對道德的制裁力量失去信仰。所以，他主張以更寬容的態度來對待性。靄理士的性倫理觀包括婚姻自由、女子經濟獨立、女子性責任自負、不生育的性結合與社會無關、性道德的最后對象是子女等。在當時，這些主張可謂驚世駭俗，尤其是“性應該由私人自由裁決，和公眾并不發生關系”的觀點。這意味著只要沒有生育關系，性行為便和其他生理行為一樣，只要不與社會發生關系，公眾也就無權干涉；但若已有子女，情況便不同了，子女是未來的社會公民，社會便有權利要求當事人承擔起撫養、教育子女的責任。靄理士的主張后來得到林賽、羅素等人的贊同。
美國法官林賽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時，提出了具有道德色彩的建議：
開始擁抱接吻的人，有一半是無法加以制止的，相反，他們愈陷愈深。這樣，不如促成他們走向性的解放——這當然與縱欲淫亂有別，……毋庸贅言，性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危險問題，是成人非常注意、常加訓誡又無可奈何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自覺自愿地遵從習慣的約束，即讓年青人自身認可并接受有關教育，從而真正具有實實在在的自制力。
林賽已經意識到法律在解決性問題上的局限性，他的主張基于將性視為人的一種天性，需要對此有科學的認知態度。與其阻塞這一自然力量，不如疏導之，對青少年進行適當的性教育。
伯特蘭·羅素經歷了三次離異，1929年他撰寫的《婚姻與道德》一書專門論述婚姻、性愛和性道德問題。書中，羅素倡導試婚和離婚的簡化，主張對婚外性行為和同性戀持寬容態度，由此遭到宗教社團的反對，并失去了紐約市立學院為他提供的教職，曾一度生活窘迫。但富有戲劇性的是該書獲得了195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其“哲學作品對人類道德文化作出了貢獻”。為羅素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西方學界主流對于性解放的肯定態度，因為羅素綜合了生物學、遺傳學、人類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基礎上，提出在不涉及子女的情況下，將性從婚姻中釋放出來。但羅素并非放棄性道德，他認為“無論人們最后接受的是什么性道德，它總得解脫迷信，總得有能令大眾承認的、可以證明的、贊成它的理由。性是不能廢棄道德的，正如商業、運動、科學上的研究或者任何別的人類活動不能廢棄道德一樣。不過，假如那道德基于古代的禁忌，這種禁忌是完全和我們不同的社會里那些未曾受過教育的人民提出來的，那么，對于這種道德我們盡可以解脫。”
羅素認為，因“貞潔”而長期克制肉體，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不利的，會造成青年人的膽怯和拘束，尤其是對女性。他認為婦女智力的低下與性壓抑不無關系，這抑制了她們的好奇心，并束縛了能力的發展。對于“找不到一個理想丈夫的婦女”，羅素認為，“終身度著處女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和浪費，的確是很不合理性的”。
這讓我們想起某電視臺近期播出的論爭節目“貞操是最好的陪嫁”，正反方嘉賓火爆的交鋒場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爭論雖然沒有最終答案，但嘉賓發言和場外觀眾接受采訪的聲音還是有所側重，反方顯然占了上風，而主張守貞的正方卻有些招架不住。這顯示出當代中國在性觀念上發生的變化：一方面，人們對于性、貞操不再持苛刻態度，能夠寬容地對待女性的婚前性行為；但另一方面，正方所舉的“艷照門”等事件卻讓人們對于“不守貞”很難持贊同態度。因為盡管“艷照門”發生在較大陸意識更開放的香港，當事人又都是娛樂界明星，但事件背后承受負面影響更多的還是女性。網上的調查數據也以壓倒多數的比例，顯示出人們對這一命題的雙重態度，即寬以待人，嚴以律己。一方面，許多人認為守貞已經過時，但涉及自身時，不少人仍選擇希望自己的兒媳婦是處女。這讓人記起了魯迅一百年前寫下的文章《我之節烈觀》。
“倒下的貞節牌坊”
《我之節烈觀》發表在1919年的《新青年》上，魯迅針對有人提出為挽救世風日下要“表彰節烈”一事發表自己的看法：“節烈這兩個字，從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的名稱。然而現在的‘表彰節烈’，卻是專指女子，并無男子在內。”魯迅毫不留情地揭穿討論“節烈”的前提僅僅局限于婦女。
在之前的電視辯論節目中，我們不難看到同樣的情形，人們仍然習慣性地將貞潔指向婦女，不消說，這引起了女性主義者的憤怒，就是持傳統觀念的婦女也無法接受“貞操陪嫁論”。“貞操”能否算作一種美德？魯迅討論過“節烈”與道德的關系：“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現在所謂節烈，不特除開男子，絕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體都遇著這名譽的機會。所以決不能認為道德，當作法式。”顯然，魯迅認為“節烈”與道德無關，自然也就不能算作美德。按此推理，“貞操”與道德也是無關的，不能說一個失貞的女人就是不道德的。
一百年前的爭論今天仍然被再次討論，并遭受質疑，可見傳統觀念在國民意識中根深蒂固的位置。“貞”在《說文解字》中是“占卜”的意思，《周禮》有“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后被假借為“正”、“定”，有端方正直之意。宋代之前，盡管有《女戒》、《列女傳》等提倡女德忠貞，但丈夫死后婦女通常有再嫁的自由。到了宋代，隨著程朱理學的發展，貞潔觀發展到頂峰，朱熹宣揚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便是最生動的體現。這種風氣延續到明清兩代，受旌表的婦女人數大大增多，統治者認為通過表彰節婦、烈女，可以形成對婦女行為嚴格約束的社會風氣，徽州的貞潔牌坊群便是最好的明證。
從當下熱播的電視劇也不難發現人們對“女貞”題材的熱衷，從瓊瑤的《煙鎖重樓》，到《徽州女人》、《包青天·貞潔牌坊》等，貞潔牌坊作為高大堅固的標志性符號一次次出現在屏幕上，象征著傳統道德觀念對女性的束縛。這種宣傳“女貞”的影視劇在中國從來不缺乏市場，因為它總能在社會各個層面引起情感共鳴。老年人從觀看中體味家族權力的重要，年輕人觀看后則竊喜自己幸運地出生在好年代，婚姻幸福者從中覓到治家的良方，婚姻不幸者從中領悟到婚姻不幸的歷史淵源。女貞劇熱播常常能引發人們對傳統道德觀的懷念或批判，毋庸置疑，懷念還是占了上風，一幕幕苦情戲將古代婦女的善良、堅韌、恪守刻畫得淋漓盡致。影視劇借古諷今的含義不言而喻。
最后，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圍繞著“貞操”展開的論爭反映了當代中國性道德上混亂無序的現狀。傳統觀念已經坍塌，新的觀念尚未建立。貞操不再被當作美德來推崇，但中國長期的歷史積淀和傳統習俗的影響使得貞操無法與道德完全剝離，西方的“性解放”又不適合中國國情，這是“貞操之戰”打響的根本原因。那么，今天我們還需要貞操嗎？答案是肯定的，近年來西方興起的“守貞”運動表明西方人對“性解放”的反省。其實，貞操更應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生態度來提倡，這是一種理智的、有節制、負責任的生活方式，是將對自我的控制體現在對身體的束縛上。我們今天需要的正是這樣自律的精神和開放、寬容的心態。
?? ? ?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