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

這幾年來，學術界圍繞前后兩個30年的問題，有許多討論。從一般人的常識來說，這60年肯定存在著某種斷裂或對立。前30年我們依靠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意識形態實現政治整合，也暫時緩和了國內族裔間與官民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是總體上說，這條路后來是根本走不下去了。

后30年吸取了前30年的教訓，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是看到了政治并不是萬能的，經濟領域是另一個場域，自有另一套主導原則和規則、秩序，但是我們發展經濟主要依靠的還是原來的那個科層官僚系統。當下中國，在經濟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基礎后，深層所暴露出的矛盾，其實就是經濟領域要求進一步分化。在社會各階層的關系上，由于貧富階層不斷分化，關系變得空前緊張，社會上要求進一步改革的呼聲也高漲起來了。所謂改革，說到底，就是要求社會的各個領域，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實現進一步分化。

從社會理論看，社會是一個整體的大系統，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這些子系統共同組成。政治就是一個子系統，它并不能涵蓋整個社會系統。但是在前30年，我們的體制導致政治子系統過于膨脹，這就擠壓了社會、經濟、文化這些領域，使其無法得到正常發展。國家占有全部資源，吞并全部社會，在經濟領域導致瀕臨崩潰的邊緣，在文化領域中只有幾個樣板戲。從社會理論上看，這是一個認識論上的錯誤，即過于迷信政治，把政治子系統誤當成了整個社會大系統。政治系統過于膨脹的結果之一，就是不斷在社會各個領域中復制命令-服從的等級關系，造成的結果就是泛政治化。那種什么都是政治所導致的結果，是反而遮蔽了真正屬于政治的領域。我們的政治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前30年，學術領域中連政治學學科都取消掉了，就很能說明問題。而文化，同樣是另一個場域，也有自己的主導原則與規則。盡管當年像帕森斯這樣的社會理論大師，受德國學術傳統的影響，將文化子系統置于社會控制論的最高等級上，但是文化的發展與演化，依然為理性所不及。

就當下中國而言，物價指數不斷攀升，群體事件層出不窮，官民對立情緒不斷發展，社會關系更趨緊張，社會各個階層對中國發展的感受不同。用文化整合的辦法或可暫時化解這種緊張，但是終極而言，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中國是個古老的文明，擁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它所面臨的問題，絕不是書齋中人單純依靠所謂“文化自覺”就能解決的。嚴格說，單單依賴文化無法構建政治認同。文化演化的規律也為理性所不及。理性所及的很可能只是構建一種新意識形態，而不是文化。馬克思就說過，君主們從來不能對經濟條件發號施令，同理，文化的發展也不是政治權力所能任意決定的。即使國家很有錢，讓學術界去做很多個“論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之類的課題，出版很多書，用處恐怕也極為有限。文化問題不是靠政治就能解決的；政治問題也不是單純依賴文化就能化解的，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太史公自序》），難道這僅僅是當時的文化出了問題嗎？中東、北非是伊斯蘭教國家，晚近的變動是由政治和社會問題積累而成的，其宗教文化信仰并沒有變，變化的是政治社會。

再有一個問題是超越文化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在前現代，很多知識只是地方知識，很多價值只是特殊價值，很多樹立起來的偶像也只是部落偶像。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有一些原本屬于特殊的文化價值匯聚起來，逐漸成為普世性價值。有一些地方性知識的普遍成分形成為某種具有普遍性的知識。真正的普世價值，匯聚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價值。一種文化的基本價值和承載這一價值的社會建制并不是一對一的對應關系，能夠與一種價值系統對應的有很多種體制，所以會出現“一國兩制”“一國三制”的現象。只是彼此的政治社會狀況不一樣，價值的分配有順序先后的問題。

西方文化超越性的價值來源來自于上帝或者理念世界，其與現實的緊張關系比較強。 “不自由，毋寧死”，把自由放到最高位置上；中國文化比較講求順應世界，它的文化系統中現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關系不那么緊張。古代中國人有“帝力于我何有哉！”之說，這說明自由或許不是最高的價值。但是卻不能推論出，自由對中國人來說不是一種價值。現在很多人所說的中國特殊價值，說到底其實不過就是“免于匱乏的自由”——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之一。我們應當超越文化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二元對立，勇于吸納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使中國文化不斷發展創新。

現在有許多人談到“文明的沖突”，來強調中國文化應有其自主性，這是不錯的。但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的語境和中國不一樣。美國的情況是，新教徒將新大陸看作上帝給他們的恩賜，因此建立了美國。且美國憲法認為，美國的國內法高于國際法，雖然它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它的文化內核是“上帝的選民”說。隨著講西班牙語的拉美裔人口移民美國的數量越來越多，未來幾十年中甚至可能成為美國最大的族群——那么美國還是美國嗎？這是亨廷頓的根本焦慮，他期望移民美國的人除了認同美國的政治體制外，還應當增加對于新教文化的認同，但他的建議仍然只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對策而已。而中國的主要焦慮與美國不同，它面對的是如何在轉型中重建現代國家的合法性的問題。

前現代的中國社會，由于公私領域尚未能夠充分分化，所以古代的憲政是涵蓋整個生活領域的。但現代國家的一個特征即是公私領域的不斷分化，社會觀念也隨之在演化。所以，一廂情愿地想以古代憲政來回應現代問題，恐怕也只能失敗，那是一種“錯置時代性的謬誤”。無論中西，整個現代性的演進，就是個人不斷從前現代的社會紐帶中被解放出來，這是一個事實。改革開放時期，出現了許多家族公司，以及各地的同鄉會、同學會等等的復興，這是因為中國社會組織資源不足，個人只好借用這些人際關系網絡。但隨著私營經濟演進到更高階段，大部分家族企業開始走不下去，歐洲社會也曾經歷過這一過程，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描述過現代工商業社會中家庭的解體。我們在60年中完成了這一過程，先在前30年用政治運動讓家庭解體，后30年用商業關系繼續洗劫家庭，如今剩下的只有漂浮在城市虛空里的“原子化的個人”。

從這一意義上，前30年和后30年，其實都是沿著現代性的方向順流而下，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就是個人主義。巴金寫《家》《春》《秋》，大家族幾世同堂，壓迫得個人喘不過氣來。但現代人很難體會那種感覺，即使我們想要那樣幾世同堂的大家庭也不可能了。而家庭是社會組織的細胞，細胞變了，你再呼吁用古代的社會宗法制、家族制的一套辦法來解決現代性問題，就顯得不著邊際。獨立的個人需要通過其他方式，獲取新的歸屬感。在盧梭的模型中，單個個人最后通過社會契約，把一部分權力讓渡給國家；在托克維爾的社會模型里，這些單個的個人通過自由結社，形成新的社會。在這個新的社會里能夠不斷產生社會活動家，他們能夠承繼中古貴族的高傲靈魂，不斷保持政治社會的活力。

我們這30年的經濟結構，發展的基本上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附加值不高。出口導向的經濟污染了環境，耗費了資源。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高了，有些產業就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便宜的國家，我們開始講產業結構升級，加強科學技術創新。但科學史研究發現，人類重大的發明發現有什么規律，至今也沒有探究出多少。科學技術的發展，經常是研究結果和初衷背道而馳，后來才慢慢發掘出新研究的應用性。所以，只有在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化體系的背景下，人的思想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科學技術發明的創造能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活，科技文化才能進步。《時代》周刊最近有文章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并沒有什么神奇之處，和日本、韓國一樣，這一增長的取得，都是因為政府主導經濟，產生“價格錯位”，以此指導資金流向政府鐘愛的項目，但是這種錯位最終會發出錯誤的信號，所以東亞金融危機不可避免。中國如果缺乏深層次改革，遲早也會遭遇經濟危機。在這一意義上，文化的創新發展，又關系到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興衰。

對于文化的傳承、創新、發展，國家只有從旁扶持的義務。國家可以通過立法，規范和實現文化的真正發展，但是終極而言，文化的發展要依賴社會的自主創新。我們應當放開社會文化組織的發展，包括各種基金會。那么不用國家號召，它可能發展得更好。現在的情況是，國家掌握的資源太多，社會發展特別薄弱，資源稀缺，結果造成一切都依賴政府的現象。實際上，結果就是科層官僚體系掌控一切，文化因此往往陷于停滯僵化。

“文化自覺”的第一步，應是去主動的傳承文化。原來“一大二公”，把私有品牌都取締了，取締了手藝就沒人傳承了，所以現在又大搞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文化的傳承首先是一個社會組織的問題，設想如果餐飲業一直允許私有企業存在，那烹調手藝肯定就會不斷相傳。同時，我們應以更平和的心態，看待古今中西的沖突。有的人反傳統，其實反對的是傳統的社會組織或社會體制，而不是價值觀念。20世紀的中國大起大落帶來的一個好處是，原來的社會中，很多價值是捆綁在一起的，你對它們之間的關系有一個固定的理解；經過20世紀激蕩的百年，被打散了，現在的人可以去重新組合它，孤立地看，那些價值還是原來的，但是它連接起來就是一個新東西了，這是文化創新的一個路徑。我們不應該繼續停留在古人看待這些價值的連接上，而應該發掘現代人的創造力，把它推陳出新，向前推進。第一步當然是保存它、傳承它，第二步是要推進它、創新它。所以說，文化自覺，可能更有意義的是在創新上，你又傳承了文化，你又有所創造，有所創新。隨著一定的時間，最后大多數人就會認同你在文化上的特色。以藝術領域為例，《梁祝》雖是小提琴協奏曲，用西洋樂器演奏，但是誰聽過都會承認，其中表達的情感，是中國式的，而不是西方的。

（作者單位：《讀書》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