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
中國精英的外流現(xiàn)象已經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和坊間議論的熱門話題。在許多國人的印象中，大批社會精英正在漂洋過海，遠赴他鄉(xiāng)，中國寶貴的人力資源面臨大規(guī)模的流失。中國的人才流失有多么嚴重？國際遷移給中國帶來了哪些變化？移民潮何以備受輿論關注？精英的國際流動能否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一系列問題。
雷聲大雨點小
據官方統(tǒng)計，從1978年到2010年，中國留學人員總數達到190萬人，其中僅有63萬人學成歸國。《南方周末》的報道稱，新世紀的中國移民潮引發(fā)了“社會中堅階層的集體流失”。前兩年國內出版的《人才戰(zhàn)爭》一書也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
就絕對規(guī)模而言，中國人才的外流數量的確稱冠全球，可這首先是因為中國人口基數龐大。評價一種人口趨勢，我們需要觀察目標群體及其對應總體的關系。這就好比估算一個分數，要看分子，也要看分母。利用世界銀行發(fā)布的最新數據，法國學者多克爾（Frédéric Docquier）等人計算了各國人口流入發(fā)達國家的比率。他們發(fā)現(xiàn)，2000年以前，僅有3.1%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在22歲后遷移到了發(fā)達國家。中國的人才外流率在193個國家中位居第158位，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還略高于中國（3.4%）。幾十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們才是發(fā)展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國家”。
就2000年后的情況而言，各個國家的統(tǒng)計數據尚未完成匯總，因此我們不可能全面分析最近十年的變化態(tài)勢。這里不妨作些推斷。盡管近年來留學生數量急劇上升，中國高等院校也在大幅擴招。比如，每年留學國外的畢業(yè)生從1996年的2萬人迅猛增長到2005年的近12萬人；在此期間，中國的大學新生人數也從100萬人迅速上升到了500萬人。由于分子分母大致同比增長，中國的人才外流率很可能僅出現(xiàn)了小幅提升，就比例而言，依然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學生能夠實現(xiàn)留學夢想。
當然，技術移民的平均素質一般高于其留在國內的同行——我們不應只看數量不看質量，將北大學子和某地方院校的畢業(yè)生等量齊觀。可既使在這方面，國內媒體也夸大了中國人才流失的嚴重性。一項被新聞界廣泛引用的數據稱：“清華北大涉及高科技專業(yè)的畢業(yè)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國”。據中國科技政策專家曹聰考證，這一數據最早見于2001年第8期的《求是》雜志。然而，文章作者陶濤并沒有給出數據來源。曹聰猜測，僅在1985年后的某一年，清華北大可能有“七成”高科技專業(yè)學生赴美留學，而陶濤將這一年當作了“1985年以來”。
此外，很多報道強調，新世紀以后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階層構成，但至少從美國的人口統(tǒng)計數據來看并非如此。在15歲以上生于中國大陸的美國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學歷，2008年則升至45.4%。可是，如果我們比較1990年代和新世紀前八年這兩個時間段到達美國的中國移民，就會發(fā)現(xiàn)高學歷人口的比例幾乎相同，都是46%多一點。也就是說，1990年代以后，赴美中國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很高，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識精英的比例并沒有提高。比如，在2010年獲得美國綠卡的7.1萬中國移民中，家屬移民占到2.4萬人，而工作移民僅有1.8萬人。
絕大部分中國精英都會通過留學或技術移民遷移到發(fā)達國家，但也有少數富豪選擇投資移民。中國投資移民增長雖快，卻也不同于人們印象中卷款而逃的大批富豪。美國EB-5類簽證專門針對投資移民，盡管這一簽證的中國申請人近年倍增，也不過達到兩三千人。根據中信銀行與中央財經大學聯(lián)合發(fā)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高凈值人群在2010年底就高達100萬，每年移民海外的富人仍然只占其中一小撮。
這里的原因其實不難理解。一方面，移民他國的代價巨大，因此只有少部分精英能夠承擔遷移成本；另一方面，發(fā)達國家針對中國精英的大門并沒有敞開。比如美國移民法規(guī)定，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數量，每年不得超過全部移民的7%。這一政策主要限制了中國、印度和菲律賓等移民主要來源國。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主要發(fā)達國家普遍出現(xiàn)高失業(yè)率，于是紛紛收緊移民政策，中國的精英外流會進一步受到限制。因此，事實上我們不必擔心發(fā)達國家會無節(jié)制地吸收中國的人力資源。
人才外流也有好處
盡管承認移民屬于“個體的選擇自由”，《中國周刊》的封面報道仍然憂心忡忡地寫道：“……原本應該是一個社會支柱的財富和知識精英，紛紛選擇遠走他鄉(xiāng)，一旦潮成，對于移出地社會而言，是一種災難。”想到發(fā)展中國家花費巨資培養(yǎng)的人才移居國外，人們自然想當然地將技術移民稱為“人才流失”。然而，這一概念本身已經包含了先驗的價值判斷，即認為外流一定會對移出國帶來損失，而國際經驗表明，人才外流的發(fā)展效應有弊也有利。比如，盡管移出國喪失了海外移民的稅賦收入，僑民們卻以匯款方式提高一國國民的收入水平。據2009年聯(lián)合國發(fā)布的《人類發(fā)展報告》，僅在2007年，中國的海外僑匯就高達320億美元。
更根本的問題在于，中國流失了什么樣的“人才”？這里我們需要區(qū)分兩種人才概念。一是具備某種特殊秉賦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經取得某種成就的人，如杰出學者。從中國前往發(fā)達國家的精英分子，大多在留學之后轉為移民。他們在出國前只能稱為第一種人才，或者說是“人才毛坯”。例如，北大清華的本科畢業(yè)生出國深造，需要在美國經過多年研究訓練，才能成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國的大學為他們投入了巨額獎學金、一流的師資隊伍和便利的研發(fā)環(huán)境，這些都不是中國目前能夠提供的。因此，我們既不能假設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國就會成為同樣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認為中國理應完全享有這些人才。因此，中國的精英外流既不同于二戰(zhàn)前歐洲的猶太科學家出逃，也不同于冷戰(zhàn)后離開蘇東地區(qū)的工程師移民。
中國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后于發(fā)達國家，而留學生大多是自費生，其中不少人還獲得了國外的獎學金資助。從這個意義上說，發(fā)達國家其實是在幫助中國學子提高技能，而回流人才則為中國補充了稀缺的人力資源。種種跡象顯示，海外學子的歸國大潮方興未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才外流的負面效應。據教育部最新發(fā)布的統(tǒng)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2.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27.5%；全年留學回國人員達10.8萬人，同比增長56.2%。也就是說，回流人員的增長幅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出國人員。該部國際司司長張秀琴透露：“近幾年，我國留學歸國人數幾乎每三年翻一番”，中國顯然已經從人才外流進入人才流轉階段。
很多富人獲得移民身份或外國國籍，或是為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或是為便利企業(yè)經營，他們的事業(yè)重心仍在中國。舉例來說，持中國護照的人僅在13個國家享有免簽待遇，而持加拿大、澳大利亞或美國護照的人則在120個左右的國家享有這種待遇。獲得外國國籍，或者拿到綠卡，對中國精英的國際旅行自然非常便利。加拿大亞太基金會在2010年發(fā)布的中加人才流動報告中指出，目前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居住的加拿大人，約在25萬~30萬人之間，其中很多是獲得加國公民身份的華人。因此，移民統(tǒng)計未必反映移居者的真實數量。
當然，在中國和發(fā)達國家尚存在巨大發(fā)展落差的情況下，海外華人人才，特別是一流人才，在短期內不可能大批回歸中國。盡管如此，海外華人依然對中國發(fā)展做出了很大貢獻。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學術交流加強，合作項目增多，海外的華人科學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內同行的科研水平。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的金碧輝等人發(fā)現(xiàn)，在2001~2005年間，中國科學家同美國學者合作發(fā)表的論文中，七成都有海外華人學者的參與。而海外華人在信息產業(yè)等技術領域同中國的合作更是不勝枚舉。正如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鄭永年所言：“大家光是看到多少人才跑到美國去了，跑到英國、跑到歐洲去了，沒有想到通過人才的流動中國所學到的東西，這些是無形的，并且是非常關鍵的一些經驗。”
移民情結的解決之道
既然向國外遷移對移民而言屬于發(fā)展機遇，對國家而言并非嚴重問題，國人為何強烈關注這一話題？其實，國內輿論的焦點并非移民潮本身，而在于這一現(xiàn)象反映出的眾多社會問題，這一心態(tài)可稱為“移民情結”。很多論者在談及移民問題時，意圖借機批評中國的內部政策，并不考慮國際遷移的發(fā)展效應。如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在一次采訪中就強調：“應該反思我們的制度，如何改善我們的制度，如何改善我們對財富創(chuàng)造者的社會環(huán)境，讓高財富的擁有者最后還是感覺到祖國好。”
與其說人才外流是經濟發(fā)展的病源，不如說它是社會問題的癥狀。面對中國社會的種種亂象，如食品安全、教育落后、環(huán)境污染、權力尋租和貧富分化，精英階層不僅比中下層更了解腐敗內幕，而且不少人親身參與了腐敗過程。他們中的一些人為避免社會風險，轉而瞞天過海，一走了之。正如《中國周刊》的報道所言：“面對這種不確定性，既然無力改變，也不愿擔驚受怕，于是，移民就成為有能力者的一個重要選項。”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個人的去留選擇，只要沒有傷害到其他國民，本來無可厚非。針對精英外流，很多網友也表示自己若有錢也會選擇移民。問題不在于兩者的移民傾向——誰都知道美利堅是樂土；而在于只有精英能夠實現(xiàn)他們的美國夢。
在遷移高度受限的民族國家體系中，國際范圍的流動自由實際上屬于各國精英的一項特權。由于國際遷移還沒有成為普世性的人權，只有中國上層精英才可能成為周游列國的“世界公民”，這讓中下層民眾產生了強烈的剝奪感和被拋棄感。國際遷移帶來的好處主要落在了移民及其家屬頭上；沒有海外親戚的居民受益較少，甚至還通過納稅補貼了移民之前在國內的教育經費。那些無法移居國外的人們因而對遠走他鄉(xiāng)的精英們嫉恨交加——他們的生存焦慮不能通過向國外遷移得到緩解，他們的身份焦慮因移民受限而更趨嚴重。
有人認為，當前中國的移民潮反映了精英階層對現(xiàn)有體制失去信心，開始選擇用腳投票的退出機制，因而顯現(xiàn)出國家衰落的癥象。這一解讀似有片面夸大之嫌。中國正處于高速發(fā)展時期，海外人才的回流大潮方興未艾，來華學習和工作的外國人也在迅速增加。面對這個高速轉型的龐大社會，與其說精英外流反映了中國衰落，不如說他們?yōu)椴淮_定的中國前景上了保險。一旦中國出現(xiàn)嚴重的經濟或社會危機，我們就會看到精英階層真正的“集體流失”。那么，對于出國無門的大多數國民，誰會為他們的未來提供保險？
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人才外流問題，不應當限制國際遷移，而應積極利用海外人才儲備，通過吸收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實現(xiàn)趕超戰(zhàn)略。移民現(xiàn)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業(yè)革命之后，中國同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的發(fā)展差距。晚清以降，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即是縮小這一差距的重要政策，留學生的去留選擇也一直是國家和個體都十分關切的問題。今天，留學潮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截至2010年底，在海外的中國留學人員達到127萬人，其中約95萬人正在國外進行某個階段的學習，進行博士后研究或學術訪問。隨著中國轉入創(chuàng)新型社會，人才短缺在未來十年將變得越發(fā)嚴重，眼前正在出國深造的大批學子，恰恰為中國提供了解決人才短缺的契機。在僑匯、海歸、技術轉移、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人才流轉和它所帶動的知識傳播將有利于中國的長遠發(fā)展。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能否動員海外人才參與國內建設，也取決于新一代中國精英是否有志于報效祖國。梁啟超當年就鼓勵留學生在外掌握自己的專業(yè)，回國還要創(chuàng)造自己的舞臺。《留學美國》的作者錢寧也說：“就留學本來的意義來說，留學生的使命是推動中國的變化，而不是等待中國的變化。”面對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面對“中國人的移民情結”，重要的是掌握西方先進知識的留學生們能夠推動中國的進一步變革，縮小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才能真正消除國人的移民情結。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