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先生1943年所提出的“鄉土中國”，已經無法把握我們當下的生存樣態，在這個時代，所有人似乎都被卷裹在一個無力抵抗的浪潮之中，深深嵌在“流動中國”的巨變之中。可以看到，歷史上幾乎所有規模龐大的流動浪潮，都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危機和活力的時代，而近2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內部大移民，也同樣帶來了一個泥沙俱下的時代。從更具縱深的歷史視角，流動性也是中國一個世紀的意象，革命、戰爭、市場、工業，改革開放所激蕩出來的流動的欲望，不過是百年以來歷史力量累積的總爆發而已。因此，它不是簡單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開啟和終結，而是長時段的不確定性，它給人帶來的漂泊感和無根感，必將強烈而持久，直至凝固為幾代人共同的印記。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時代的智識與語言，尚且缺乏捕捉這種有關流動感的能力。
在日常討論中，人們往往將中國的流動與經濟性遷移聯系起來，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大流動，正是“中國制造”崛起于世界性生產體系的歷史過程。中國的大流動，首先是中國全面融入全球性資本、生產和貿易結構之下的產物。高度的流動性，正源出于一種特殊的資本—勞動機制安排。正如劉東旭所說，這種流動性雖然表現為人們的“自主選擇”，但它本質上是由市場周期決定的。因此，流動既是人們改變命運的通道，也掩蓋了階層固化的趨勢。特別是那些缺乏話語權的邊緣群體（如少數民族），他們的特性往往成為流動所利用的對象，流動未必等同于境遇的改善。令人懊惱的是，流動往往會給人掌控自己命運的假象，但正像熊易寒所說，在這個流動的時代，命運正在重新獲得對人的主宰，國家、市場、社會、家庭，這些權力結構都在塑造人們的命運。正如符平所言，這個“脫根”過程充滿了張力和矛盾，不是每一次新的流動都是針對原有起點的提升，空間流動的多樣性和社會流動的單一性是交織在一起的。
流動的中國并不承諾幸福的中國。空前的流動，往往也意味著巨大的悲愴、苦難與痛楚。白龍就從老外何偉那里，為我們描摹了一個籠罩著魔幻和悲傷氣質的中國——它像一個瞬間長高，卻又患有恐高癥的巨人，倉皇中起身，卻被自己的高度驚得頭暈目眩。流動讓每個人去尋找自己的價值，卻也在這流動中被迅速地風化和折損。而由這流動所帶來的創傷，也正是田方萌所說的人們對遠走他鄉的精英嫉恨交加的情緒的由來——他們的生存焦慮不能通過向國外遷移得到緩解，他們的身份焦慮因移民受限而更趨嚴重。
沒有人愿意忍受由這流動帶來的命運的不可控制。但是，恐懼和怨恨無濟于事，冀望它會自然導向一個美好社會，則更是愚蠢。對于“流動的中國”，過去的討論往往陷入偏狹的經濟層面，缺乏政治視野下的探討。正如拿破侖和歌德談話時所說，在現代再沒有支配人類的“命運”，古代的“命運”已經由“政治”替代了。因此，若要抵抗這命運的導控，則非借助于政治上的覺醒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