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遐齡
討論這個話題的歷史、文化背景
論者曰：倡孝道有助于道德重建；故而提倡敬老。且不論孝道重孝親，而敬老是個普世性的說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儒家學說；泛泛而言的敬老則是墨家學說。孝道與敬老是兩個不容混淆的概念。不過本文似不必嚴格區分二者，因為要澄清的問題太多。本文先闡明這個問題涉及的背景，再從須澄清的概念中選取幾個討論。
先須明確，這個討論是在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開展的。這種變化極為深刻，無論社會結構，還是文化，都已巨變。同時，須分清變與不變。論及傳統，區分變與不變尤其重要。就事論事、以解決具體問題出發的議論，感慨頗多，若不觸及根本，不僅不能解決問題，或許反而推動問題愈演愈烈。
目前，道德建設成為眾所矚目的話題，時論之潮流又已提出弘揚傳統之必要，道德與傳統之關系問題終于成為大眾關注重心。這種情況的重要歷史背景須追溯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長久中西文化相互作用之后爆發的西化沖擊。五四運動由外交屈辱事件引發，推動了醞釀已久的文化運動，以“科學與民主”口號代表西方價值體系，并提“打倒孔家店”口號，隨后又以“兩個決裂”方針，表現了強烈的反傳統意向。其后這股強勁的西風貫徹到國民義務教育中，以漢字拼音化、語法教學、數理化課程，推行文化上的西化；紀年也改從耶穌誕辰，度量衡與西方國家保持一致。西化思潮與中國國民精神沖突日益明顯，日益在表層上表現出來——政治西化的訴求愈來愈強烈。
體現五四運動西方價值觀念最為代表的是人權思想。五四運動中比科學民主更具動員力量的是要求婚姻自主。其實質是人權——在婚嫁問題上自己有權做主。個人權利概念由此進入中國文化的意義世界、深入中國人民內心。
家庭觀念也發生根本變化。古時已有“忠孝不兩全”的說法，但是在意識形態理論上仍然主張以孝為本。五四運動興起“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主張從根本上顛覆傳統觀念。“男女平等”，觀念使得家庭中倫理關系徹底破壞。舊時代“夫婦為人倫之本”、“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為妻綱”的倫理秩序從根基上被否定。家庭中無家長；既無法律又無規范（只有平等互愛相互尊重等原則，從而夫妻爭吵有了充分的依據）；獨生子女政策加上傳宗接代思想殘余造成嬌慣兒童新風俗——自幼犯上。人民革命進一步要求革命者與家庭劃清界限，力鏟孝文化，把人與人之間相處原則從以親緣為本顛倒為以理想和黨緣為本。人民革命勝利后，社會政策從家庭養老轉變為由政府養老，隨后推行計劃生育國策，既造成政府越來越難以承受的負擔，又造成風俗澆薄（1985年：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1995年：計劃生育好，政府幫養老。2005年：養老不能靠政府。2012年演變為：推遲退休好，養老靠自己）。全球化浪潮襲來后，能力與活動性較強的人群遠去他鄉異國尋求發展，空巢家庭不斷增長。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現在的情況是連“能養”都未必做得到，更無論敬、無違。孔子以孝為本的思想體系與現在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意識形態都有極大的距離。
澄清概念：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
首先要區分的是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兩個概念。文化一詞有多種解釋。人們喜歡說文化有多少種定義——據說有200多種。定義這詞用于此處不準確，用規定性一詞較妥。不過對本文而言，不必在用詞精密度上如此計較。本文下文所述乃筆者個人觀察所得，尚未經社會學的科學研究（即建立模型并經過調查統計驗證），容或不夠準確。
就目前我國民眾使用文化一詞的情況分析，大體用在二重意義。一指文化產品，諸如音樂繪畫詩歌散文影視等藝術作品、建筑裝璜家具食器網絡游戲等工藝美術作品、刀斧錘鑿各色機床牛車汽車氣球飛機火箭飛船等生產工具、哲學數學史學科學（自然的與社會的）管理學等理論學術作品……有時還可把各種制度也看作文化產品（稱之為制度文明）。
二指文化產品內涵的意義，及這些意義組成的體系——稱之為意義世界。意義世界對學術圈之外的人來說可能是個生疏的概念。這個概念與文化精神有點關聯，暫時可看作大略相當；文化精神概念較為通俗、普及，但較為模糊，不易闡明。意義世界是“精神性”的，然而又是客觀存在著的。這就要突破目前的世界觀模式——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兩個世界的模型，加上個第三世界，即客觀精神或客觀知識的世界，提出三個世界的模型。意義世界屬于第三世界。人們一直講不清楚精神文明建設要建設什么，要么搞各種創建活動，要么搞大量文化產品。精神文明建設要建設的其實是意義世界。核心價值體系就在意義世界中。意義世界存在于第三世界，同時又構成每個社會成員的文化存在；每個社會成員都是意義世界載體。每個社會成員都內涵意義世界（一般不完整）；但人們往往不明白意義世界為何，也不知道自己已經備有意義世界。《周易·系辭》有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指的就是意義世界。
再來辨明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兩個概念。我記得譚其驤先生1986年初曾在龍柏飯店座談會上大談傳統文化無法繼承。他舉了湖南民間的儺文化為例。我體會：他是在批評傳統文化是個無使用價值的概念。這是因為傳統文化一詞只能用來指留存下來的文化產品堆積。這是個囊括一切的大口袋，里面良莠不分地、雜亂無序地堆放著所有前人、別人創造出來的東西。由此可見，傳統文化既無法弘揚，又由于無所不包從而是個毫無用處的概念。文化傳統概念就較為明確。傳統屬于意義世界——即泛泛而言的“文化精神”。往昔的意義世界中有些已經死去，有些還活著。傳統屬于意義世界中至今活著的部分。我曾講過，文化有變有不變——即有的死去，有的仍活著；指的就是意義世界中有活下來的部分。這些活著的就是傳統，或稱文化傳統。
道德建設：弘揚傳統，不是繼承傳統
既然活著的才屬傳統，就無所謂繼承。沒必要講“繼承傳統”。講“繼承傳統”積極意思是確定傳統之合法性。傳統本來就是割不斷的；否定傳統等于自殺、自甘墮落，傷害的是國家民族，卻不可能割斷它。
然而，“繼承傳統”的主張也可能產生消極作用。辨明何謂傳統極為重要。有些正在消逝著、甚或已經滅絕的文化，主張接續、恢復，稱之為繼承傳統，也會傷害國家民族。
目前因為養老這個實際問題引發的弘揚傳統孝文化的主張，是個要認真研究的重大案例。本文前已述當今中國社會在結構、生活方式與思想意識諸方面發生巨變。當今中國以黨和國家為本，這與以孝為本從根底上相悖，互不相容。況且從人民群眾生活方式上看，子女對雙親能一貫和顏悅色已屬難得；若要求承順顏色、無違親意，那是決難做到之事。一些人士認為，盡管難以做到，提倡提倡總有好處。本人以為：難以做到的事，單是提倡，容易導致口是心非，助長虛偽之風；除非采用立法強制迫使民眾遵循，久之習慣成自然，否則真正無望矣。前文如此費辭、辨析概念，就是論證孝道已屬瀕死的文化，將要被排除出傳統，而且難以再接續回歸。
或問：以孝為本的文化還能繼承嗎？能繼承的傳統究竟是什么？
答曰：前文已述，傳統是活著的因此無須講繼承；已經死去的也無法繼承。繼承二字可以不用。傳統可能晦而不明——意思是雖然活著，但得不到尊重、受到壓抑，因而弘揚傳統的說法是可以用的。總之，不必講繼承，只須講弘揚。
弘揚傳統意思是讓傳統中優秀的、美好的東西抬起頭來風行天下。簡明地說，就是揚正氣、貶邪氣。——這樣講還嫌浮面。準確地講是必須探及根本、找準根本。
以孝為本的文化之重要性，在《論語》中有一經典表述，用的是孔子弟子有子的語錄，高置于整部《論語》的第二句：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有子此言直接指出，領導干部（君子）必須關注社會之根本，根本確立了，思想政治路線才得以確定（本立而道生）。孝弟就是領導國家、社會之本，就是干部群眾不犯上作亂從而實現社會穩定和諧之根本。這就是說，孝弟是治理人治社會的基本原理。
反過來說，中國社會若否定了孝弟之根本地位，必定導致犯上作亂的社會狀態。為什么會這樣？這涉及中國文化之最為深密的傳統，即，“去執”。
筆者一直認為，中、西文化之差異是根本性的。一些學者不認同筆者看法，他們沿襲社會達爾文主義、黑格爾哲學的文明單線進化思想，認為中西文化差異只是發展階段不同——西方先進，中國落后而已。筆者接受文化多元并進主張，認為中西文化是平行的、按照各自特性獨立發展；會相互影響，但保持自身特性。這就是說，要中國社會進步為西方社會，或者說，中國社會向西方社會方向進化，是不可能的——為了邏輯完滿，用較緩和的語氣，不用“不可能”這樣武斷的表述，換用“須用一、兩個仟紀，至少五百年”的說法。余下的問題是：中西文化傳統差異在何處？答曰：中國文化去執，西方文化堅執（詳見拙作《文化：走向超邏輯的研究》）。去執特性最突出的表現是“禮之用和為貴”原則。禮，各項規章制度之總和。制度運行、實施時不必嚴格遵守條文，要根據情況有所調整，以達到“和”境為上。古代圣賢稱之為“有經有權”——禮的規定，為經；實際運用時要根據情況靈活變通，為權。此即中庸之道。毛澤東曰“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他具體運用中庸之道的范例。西方國家也有權變事例，但從未像中國文化由圣賢確定為理論原則公布并教學以貫徹之；甚至公然制定為重要政策宣布出來，告誡屬下在實施法律時不得拘泥條文，必須或松或緊以達到目的為上。也即孟子教導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去執特性再一個重要表現是土地私有制難以建立。一切制度之根源在思想。本文可以回避意識為本抑或制度為本的爭論，視為二者對應即可（有個現成說法，叫做歷史與邏輯一致）。因而，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有什么樣的制度。堅執生私有制；去執則無私有制。或曰：中國社會從來都有土地私有情況，怎么可以說土地私有從未建立過？答曰：所謂私有制，指：不得所有者同意，任何人和組織、機構，包括政府，不得動用其所有物。土地私有之意義：他人未經地主同意不得踏入其土；入則可擊斃之。這樣的土地私有從未得中國人民認可。中國人民接受至今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方文化之所以不能在中國社會扎根，西化傾向引發中國社會重重矛盾且不斷加劇，根源就在兩種文化傳統這樣的差異。
前已述將男女平等的社會主張引入家庭成為夫妻平權，造成家庭內部無綱常，模仿西方社會以法律治家庭關系，其社會后果是子女犯上成為常規，社會穩定、和諧失去基礎。從而印證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今天情況與古代大不相同，遭遇的是人治、法治問題。中國社會目前還是人治社會。皮相的理解是：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此言大謬。古代各朝均強調祖宗家法，也屬依法治國，其為人治，乃我輩共識。中國古代重視法制的莫過法家，而一般論者都懂得：法家的法制為人治。因此，如下概念是容易理解的：有法制、依法治國，不等于有法治。有人治的法制（法家為代表），也有法治的法制。由此可見，法治還須有更重要、更為根本性的前提條件。按法哲學乃是：民族及其每個成員之自身意識達到無限性的人格性。通俗講解：有個區分人治、法治的常用說法——人治是“權比法大”；法治是“法比權大”。這個俏皮話顯示民眾的智慧，講出了部分道理。然而這種說法不全面，未及根本。涉及文化研究，單考慮掌權層的行為，在方法論上立不住。正確的方法是對民眾的日常生活開展實證研究。何況今日官員來自民眾。任職后的行為方式奠基于青少年仍然是普通民眾時。除了“權比法大”，還有“錢比法大”、“耍無賴勝過法”等情況必須考慮。現調整、修改為“人比法大”為人治、“法比人大”為法治，作為通俗說法。
目前，建設法治社會目標已為絕大多數民眾贊同，然而這個建設過程將是艱難的、長期的，不可避免要走過復雜的甚至曲折的道路。文化上的去執傳統至今活躍，民眾厭棄堅執。口頭上要法治、行為上抵觸法治的情況十分明顯。最為普遍的例證是對待交通規則的態度與行為。人們都在自行決定是否與何時遵守交通規則，都把自己置于交通規則之上；交通要道口設置協管員喝令步行者遵守法規已成為城市之新風景線，充分證明法對民眾很少約束作用，擺個人在那兒才能起些作用。此外，尋找空子破壞審判、招生、求職、就醫的規則等等對抗法律法規的行為普遍存在，制度設計人員窮竭心智想方設法出招對付，遍設監督機構及人員防范，加了一層再加一層……在在凸顯中國社會至今不得不依靠人治。上述情況足以證明建設法治社會的長期性、艱難性。既然目前以及一個未來的長時期仍將是人治社會，在治理上就要根據人治社會的規律，不應把治理法治社會的思路用于中國社會。這大概就是代表人治的信訪制度至今不能廢除，惹了很多麻煩卻不得不讓它繼續存在的原因所在。
人們已經認識到，對社會有秩序、能健全發展，道德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基礎和前提。道德滑坡也已成為人們共識。目前的分歧在于怎樣看道德滑坡的原因。有些人認為是市場經濟造成道德滑坡。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市場經濟需要對應的價值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為基礎，不會造成道德滑坡。事實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方針政策使得一些不良分子利用機會逞惡，造輿論刮起歪風；部分學者和管理者不能正確理解市場經濟的前提與條件，放任甚至縱容那些不良分子掠奪、剝削，從而推動道德滑坡。
要緊的事不是追究哪些人的責任，而是要確定造成道德滑坡的“深層”原因——與中西文化傳統差異相關的原因。一些人士主張，解決社會矛盾的總思路應是加快西化步伐。為什么不能解決矛盾？他們的回答是：西化不徹底。如果徹底，就會解決。這已經成了一種心結、惡夢。不妨稱之為“西化夢”。湯因比歷史哲學有一原理：同一個挑戰反復出現、越來越強，每次應戰都失敗，這個社會就走向解體。擁有古老智慧的中華民族能否放棄西化夢、發揮創造性，跳出這種屢屢碰壁的思路？難道不能換個思路，認為西化正是造成社會矛盾的總根源——或讓一步講，是西化速度過快？（詳見拙作《重釋“五四精神”，吸收儒學思想》）越是加快西化步伐，社會矛盾積聚越快。這一點，是其他所有問題的聚焦點。認清這一點，解開這個糾纏中華民族近兩百年的心結，中國社會才能健全發展。
文化自覺：前提是認清自身
現在已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文化自覺”口號，正是要求大家認識到自己歸根到底在文化上是個中國人，以及何以是個中國人。這就是說，要求大家認識中國文化傳統之究竟；醒悟中國人極難在文化上成為西方人；懂得中國人在文化上、道德上不成為西方人，中國社會就不會建成西方式的法治（包括法律制度、民主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制度）。文化自覺之要義即是：自覺到中國社會西化之內涵及前提條件等；懂得缺少這些內涵、前提條件則西化努力帶來的恰恰是使中國社會陷入困境。
即以平等為例。平等是五四運動聲勢浩大地引入的西方觀念，鏟除中國社會“長幼有序、男女有別”傳統之利器。人民革命之后的新社會，此口號已經家喻戶曉，人人會念。但是當代中國人生下來就不平等。有城鎮戶口、農村戶口之別，還有階級出身之別。筆者1960年代考大學時，考生還有稱“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實是，如果一個地富子女考進大學，不僅從農村戶口一躍升為城鎮戶口，且從平民升為國家干部（準或儲），更能摘去地富子女帽子，進入“知識分子”階層。這一社會事實揭示當代中國社會的等級性。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成分逐漸淡化，兌現了1949年解放初期的承諾（當時規定：土改之后原地主富農自食其力五年則成分可改為“農業勞動者”，從階級敵人轉化為人民一分子）。身份證制度實施之后戶口價值逐漸弱化。考上大學也不再升入國家干部行列。然而，考生及其家長仍然奉行“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奮力拼搏。心中何嘗有平等觀念？！中國社會仍然是等級社會，廢了長幼有序、男女有別之等級，代之以國家級、部級、局級、處級為標記的倫理等級。上大學仍然是爬入統治階級的正途。考生仍然以提高社會地位為讀書目的。甚至以此為主要目的，求知目的卻漸行漸弱。學位甚至升格為組織原則，列入指標，強化讀書與社會等級的對應關系。大學及學位從求知場所演化為等級升遷途徑。從而大學擴大招生新增的大批人員，不能獲得夢想的社會地位及相應收入，有著比考不上大學多得多的怨憤，增加了中國社會的內部張力。他們在大學學到的知識、增長的見識、交結的朋友、積累的社會資本，為他們發泄怨憤提供了更有力的手段。以平等為口實，心中深藏的真實動機是爬為人上人；受挫則怨憤乃至有所行動——中國人可能西化嗎？中國社會奉行西化能不使社會矛盾深化、激化嗎？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的某些特質也由此例顯現：口是心非的虛偽性和心靈內在分裂。
西化之所以有此后果，根源在：僅僅模仿西方制度之外殼而濾掉了其制度之精神內涵。通俗地說，即是中國人的心靈未西方化。
揭示自己內心世界的真實才是文化自覺。
首先要覺醒自己是人。作為人則必須以德為先，摒棄唯利是圖、拜金主義、以GDP衡量一切。
人要有尊嚴。尊嚴是德之核心。人之所以是人在于有尊嚴。今人多以錢或權為尊嚴之源，這是崇尚暴力、向禽獸墮落。尊嚴來自德性。孟子有句話：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們已經醒悟誠信重要。須進一步明白，誠、信是兩個概念，誠為信之本。切不可把信置于首位。誠，意思是真實無妄。真實、無妄意指與生俱來的尊嚴——孟子稱之為天爵。每個人生下來時都很純粹、干凈；隨著成長沾染了社會中的各種污穢。反身而誠即誠意（《大學》）、至誠（《中庸》），去除污穢、回歸純潔、維護為人之尊嚴。
尊嚴還要“現代化”——吸收西方思想內涵。所謂吸收，實質上是借鑒。借鑒，就是借用為鏡子；就是把西方思想作為鏡子照中國思想，作比較研究，發掘中國思想庫中原有要素可供當代發揚者。換句話說，是每個人發掘自身文化存在中已具備的要素存養擴大之。尊嚴要點是須尊重他人。孟子講的反身而誠、天爵基本內涵是自身尊嚴。現代思想須把尊重他人意志納入尊嚴概念。尊重他人、不把自己意志強加于人，是人權概念之基礎。財產不是靠暴力和詭詐奪來騙來的——那叫財物，真正是古代中國社會中的意義。財產是人權之延伸，其概念之內涵來自西方社會，其本體在有德性的意志相互尊重中建構。在此要指出：至今不少人士仍然遵照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路，主張權利、民主制度要靠斗爭獲得——此乃錯誤思路。沒有德性（在此主要指尊重他人意志）為基礎，單講斗爭甚至以斗爭為綱，不可能建構起人權（權利），只可能自己翻身、獲得壓迫剝削他人的權力。由于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思想之一種，誤解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看作引進西方思想則濾掉其理性主義內涵的范例。馬克思的本義是工人通過生產勞動建立起資本主義——他的說法是“工人在生產物質產品的同時再生產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通過生產勞動使得資本的私人占有容不下社會生產力，于是敲響資本主義喪鐘。簡略地說，馬克思的思想是勞動這種民眾的日常行為是推動歷史的動力。階級斗爭、暴力，他喻為“產婆”，即協助生孩子。這意思很明顯：如果沒有懷孕或懷孕而未足月就讓女子生產，無異于摧殘。然而世人理解馬克思，誤解為以階級斗爭推動歷史發展屬歷史唯物主義。為了回避“英雄史觀”的批評，進一步詮釋為群眾廣泛參加階級斗爭。其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民眾日常生產勞動推動社會發展。馬克思精通德國古典哲學，其說內含深固的理性主義。中國人解讀時不知不覺地就濾掉了其內涵。社會后果有目共睹無須贅述。
孝道已近澌滅。然而以去執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傳統還不得不重孝道。孝道雖難恢復，提倡以重建社會秩序或為助力。以今日之時勢，恐怕在孝道之實施上不能完全恢復儒學，只得稍近墨學。孟子抨擊墨學為禽獸。墨家不是反對孝父母，只是在次序上與儒家相悖。兼愛說稱“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儒者論為“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當今世勢兒童自幼犯上，須以孝道發揚其與生俱來的仁義禮智之心。否則中國社會無寧日矣。而要重倡孝道，先須在家庭中重建綱常。首先在理論上要明白：家庭必須有綱。半個多世紀家庭無綱是今日社會不穩的根源之一。家庭有綱則須確立一家一長。此極為難點。中國婦女爭取自身權利一般做法是不在社會上修德以建構，而是返回家庭中奪取權力。權利基礎為德（人的尊嚴），權力前提為暴力。可惜人們至今不了解權利、權力二者區別何在；二者在普通話中發音全同又助長混淆。錯誤思想出于這樣的理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源自其收入多少。錢理解為暴力。這一理論把暴力引入家庭理論，置于基礎地位。家庭中的地位以錢多少確定，這就是說，家庭中的秩序以暴力建立。于是其他種類的暴力源源而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無序為時已久，然而不重建家庭中秩序，社會秩序也無從談起，兒童犯上日甚一日，長大成人后則輕于作亂，中國社會無寧日矣。
黨委書記要掌教化。發展是第一要務，于是一些書記考慮的全是GDP增長。此極為不妥。發展須以人為本，而人的發展重點在德、在精神品質。人格尊嚴是內核。黨政要有所分工。教化是黨的事，而且是頭等大事。以黨正風，貫徹正確理論，明確重建整個國家各方面秩序的理論依據和工作步驟——沒有秩序，何來發展？正確理論的最為核心又最為基礎的是認識何謂中國文化傳統（去執或無執）；進一步弄清“與世界接軌”的精神基礎（懂得尊重他人、堅執）——這就是文化自覺。注意克服經驗主義。經驗主義表現為行政上的試錯法——問題積累之后再考慮解決方案；不信理論，不信學者，走一步看一步。困而后學——明白身處困境，發憤研究理論。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