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碩
第一次來澳門，是在16年前，從海上漸漸靠近她，最先浮現在眼前的是那座古老的東望洋炮臺(Fortaleza da Guia)，讓我激動地覺得正在走進500年前中歐相逢的歷史原點。這次來澳門是在夜晚，在幽深蒼茫的海上航行了半個多小時，一抬頭滿眼金光四射，橫亙成墻的摩天大廈筑起一座金山金城。變化如此驚人，讓我聯想到曾經從飛機上看到的拉斯維加斯城絢爛的金沙金盤。還有像我這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看到這些放射的金光，還會想到天安門廣場，宏大廣場中金光四射的紅太陽，紅太陽位置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頭像，想到從政治權力欲望中心到這個金錢欲望中心的同一批賭徒，共產主義崇高的理想竟與金錢主義粗俗的炫耀同出一轍，如此“和諧”地嫁接！不知道澳門管理者是否想到“賭城”炫富的外墻在喧賓奪主，遮蔽了澳門幽深的石板小徑和價值連城的巴洛克格調；不知道游客中有多少人知道這里曾經是整個歐洲民族國家、宗教派系、財富探險家爭斗的大舞臺，上演了無數迷離變幻但卻對中國和歐洲都發生了決定性影響的歷史劇目。這是我到達澳門時的感慨。
澳門城與澳門學
半年前也曾來過一次澳門，在香港買船票時，有人問我“去賭場嗎？”“賭城”這個澳門的象征符號真是主導性的。“不去賭場，去查澳門的歷史資料，看澳門老城”。我在為澳門爭口袋，打抱不平。所以，第一次造訪澳門的人要快速穿越門臉上的金錢符號，進入老城的文化腹地。整個老城在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劃定為人類文化遺產，這在中國是唯一的，其他進入名錄的大都是孤零零的一個建筑，而澳門城保留了整體的空間布局，使我們得以“回到歷史現場”，重構當時人們的生活世界和時空人際關系。這可以讓我們想象城市如何運轉，媽閣廟的進香人是否隨后又去了天主教的花王堂？
人文游客除了在老城里溜達，還可以在她浩瀚汪洋的資料中探幽尋微，認識這個發生過中歐相逢大歷史的小城。澳門城很小，吳重慶教授講的故事很有趣，他在中山市崖口村做調查，崖口村的書記告訴他“崖口村的面積有13個澳門大”。從中可以解讀的是，雖然沒誰聽說過崖口，但那是改變生態的圍海造地的人造村，個中不乏中國式的好大情結。
走遍小澳門很容易，站在東望洋炮臺高處，整個城市盡收眼底。但進入細節去體味城市的風范和歷史的底蘊則需要時間，而在細節中，我們發現了多元文化的在場和跨文化的創新。不妨讓我們一起邊走邊看。街道的名字都是用“葡式”瓷磚做的，我們自然也會想到明代青花，想到地中海周邊的城市，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維爾，北非的突尼斯……我們由此聯想到宋代以來的海上貿易，想要探究明代青花與阿拉伯花紋的關系，再想到占領歐洲伊利比亞半島達800年的阿拉伯倭馬亞王朝及其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同樣有趣的是在議事廳前地，低頭見到的是全球著名的巴西象征——Copacabana海灘上的葡式瓷磚波紋，于是，里斯本–澳門–里約就在這同一符號中象征性地連結起來。
我們經過很多老建筑，中國傳統的大屋頂廟宇和閩南的民宅閣樓，伊斯蘭–印度風格的軍營，但更多的是巴洛克式、新古典式的教堂、學校、住宅、公共機構，使我們感到置身于歐洲南部的某個小城，只不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亞洲面孔居多。澳門城市化似乎是里斯本的復制，筆者一下就聯想到大教堂所在地的瑟區（freguesia de Sé）。事實上，直到1999年之前，澳門還有隸屬葡萄牙政府管轄的7個基層行政區，叫“堂區”（freguesia），人口統計、政令運作以此為單位，比如大堂區、風順堂區、花王堂區……兩個城市都是海岸丘陵地帶，騎自行車很困難，慢節奏的步行則更能感受其濃厚的平民氣息。它們都屬亞熱帶氣候，散發出的氣息令人恍惚，不知身在何處。
澳門城需要深入閱讀，因為她厚重而尖銳，愛恨交集，悠久多元，含蓄而輕盈。被彰顯的那些淺表現象，不及她的精湛之處。我給大家推薦一本閱讀城市的書，叫《看不見的城市》（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所著）。書中以馬可·波羅和忽必烈汗的對話為主線，描畫出各種各樣真實的、想象的、輝煌的、頹敗的、輕盈的、欲望的、符號的、隱蔽的、空中的城市。馬可波羅從外部描述了一系列的城市型構之后說：
至高無上的忽必烈汗……構成一個城市的不是這些，而是她的空間量度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燈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位者來回擺動著的雙腳與地面的距離；系在燈柱與對面柵欄之間的繩索，在女王大婚儀仗隊行經時如何披紅掛彩；柵欄的高度和偷情的漢子如何在黎明時分爬過柵欄；屋檐流水槽的傾斜度和一只貓如何沿著它溜進窗戶；突然在海峽外出現的炮船的火器射程和炮如何打壞了流水槽；魚網的破口，三個老人如何坐在碼頭上一面補網，一面重復著已經講了上百次的篡位者的故事，有人說他是女王的私生子，在襁褓里被遺棄在碼頭上。城市就像一塊海綿，吸汲著這些不斷涌流的記憶的潮水，并且隨之膨脹著。
看不見的城市
澳門城正需要從“第三度知識”，即關系型知識（G. 德勒茲）的高度上進行閱讀。吳重慶先生談過“生活中的對話”，比如圍繞蠶絲生產的交流，就是對澳門的第三度閱讀。歷經500年的中歐澳門交流史具有唯一性，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的跨文化相互進入。在華洋雜居的“澳門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有意識的區分中，無意識地融合成一種新的文化體系，它屬于澳門的唯一性。也許我們可以說巴西有類似之處，但澳門沒有像里約熱內盧那樣有成批的葡萄牙移民，里約沒有中國皇帝– 羅馬教宗– 各新興主權國家– 嶺南文化–釋道儒合流等因素構成的錯綜復雜的交叉場。
我上一次離開澳門的時候，帶走了很多書和文獻復印資料，其中有老友吳志良和湯開建、金國平教授主編的六卷本《澳門編年史》。這是一套絕無僅有的史書，編輯角度獨特新穎，以一年為段線，宏大與細小的事件并行收錄，采用中國和歐洲（主要是葡萄牙文）的文獻。我認為這是有關文藝復興末期以來，中歐交通史最豐滿有趣的史料索引，是研究者必備之書。讓我興奮的理由有兩個：第一，這部編年史的“直接性”極具吸引力，本身幾乎就是新史學的“第一手資料”。與傳統的編年史不同，六卷本體現了新史學（或歷史人類學）的三個新的向度：a.自下而上，b.平民生活，c.主位陳述；擁有得天獨厚的多元史料類型：老城、建筑、墓地、繪畫、器物、航海記錄、關稅收據、教會生死及婚禮簿、政令、貿易文書、報刊、通信、筆記、冒險家隨筆、《澳門紀略》一類地方大員的親歷記、縣志、回憶錄……
如果第三代年鑒學派代表E. 勒華拉杜里，《蒙塔尤》的作者懂得中文，或者微觀史學大師、《奶酪與蛆蟲：一個十六世紀磨坊主的宇宙觀》的作者C. 金斯堡見到這一編年史，一定會做出驚世駭俗的闡釋。第二個理由是，雖然《澳門編年史》絕無僅有，豐富新穎，但還很缺少其他歐洲語言的資料，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波蘭文、后來的英文等。比如法文資料十分重要，因為17~19兩個多世紀，法國天主教會（外方傳教會、遣使會等）在澳門扮演了與葡萄牙分庭抗禮的角色，指令直接來自兩個對立體：梵蒂岡教宗和法國國王，悖論地交雜著宗教的和主權國家的使命。僅僅是外方傳教會與澳門相關的文獻就很多，整理翻譯它們已然是一個世代工程。從我本人的研究興趣和語言能力而言，我希望可以為此項工程作出微薄的貢獻。因為不補充這一部分資料，就不能完全呈現在澳門上演的近代歐洲世俗化、主權化、全球化的春秋爭霸劇，也不能理解各國與清帝國朝廷的往來關系。因此，少年澳門學（macaology）任重道遠，生命力無限。
閱讀一個城市，于是就成為一種存在哲學的探微。老友陳越光先生提到人類文明的突變和超越，提到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史華茲將這種超越的一個重要前提稱為“個人退而遠瞻”。退居澳門的研究，在困惑彷徨的今天，或許可以成為大歷史超越的一種思想和知識資源。
細節中的大歷史
澳門研究，得天獨厚的是擁有其歷史現場。聽鐘聲濤聲，聞酒香花香，望千帆競渡，觀城池樓宇，自下而上，從現實空間進入它的文字歷史。而這一切都需要從生存體驗出發，在細節上下功夫，從而對各種文化內部的張力和人們跨文化的創造力保持高度的體驗性和敏銳性。
筆者自己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進入澳門，從以天下為家的流浪者的親身體驗，想象澳門的建城史：可能出于一種空間的相似感，使第一批葡萄牙水手們決定在澳門半島停泊。在浩瀚的大海中經過生死搏斗，疾病疲憊，海盜追殺，突然感到生命的極限和艱辛；而這個“偶然”邂逅之地，可能是自己原來生存空間的暗示，一種求同的親和性：移民者會在遠離國土時加倍重構自己的過去，如此找到鄉愁的載體和慰藉。這種現象很多，希臘人在法國創建的第一個城市是馬賽，非常像雅典。澳門讓我覺得非常像里斯本。也許我們還可以沿著歷史文獻的線索追蹤這種可能性：為什么是澳門而非別處？有一個小的歷史細節，1513年第一批葡萄牙商船先到了香港的屯門，但很快就（被迫？）離開了。如果他們那時留在了香港，如何會有后來的英國占領和鴉片戰爭及后來的英帝國統治？歷史不能假設，但可以讓我們想象，比如當時的“唐人”和“弗朗機”人在澳門如何相處？
城墻：16世紀中葉，澳門城開始興建。城墻具有安全防御、凝聚整合的功能。圍繞澳門城墻，在明朝政府、澳門殖民者及荷蘭后起之秀之間，持續幾個世紀爭執拉鋸。澳葡建城，明清拆毀，以“防夷坐大”，“自成一國”。澳葡則隨拆隨修，直到1879年主動拆除，以顯示其自由商城。其中還要加上與荷蘭的戰爭，所以，澳門城墻的符號意義值得細細探究。
照明：澳門的照明系統像在任何一個地區一樣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改變了人類在自然光下的時間節奏和空間關系。澳門的照明系統經了三個階段：燭燈–油燈–電燈。其間的變遷，充滿了城市治安及公共倫理、國家利益競爭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沖擊，給我們很多啟示。一開始，澳門華人晚上出門必須提著燈籠照明。1847年議事會（Leal Senado）讓居民將燈籠掛在自己家門口，由自照變成公共照明，這是城市公共空間意識的最初體現。1849年，葡萄牙女王批準頒行澳門照明章程，不再強制晚上提燈籠行走。這期間蠟燭或火水油（石油）并用。1904年，澳門開始使用電燈，引起很多爭論，第一是使用權利，誰有權利享受這些電燈。最早在葡萄牙人區安裝，后來才慢慢擴展到原住民區，體現了認同上的區分機制。第二是商業利益，各國公司參與了競爭。第三是觀念沖突，反對者強調其浪費，晚上就該睡覺，安樂電燈，有傷風化；澳門臺風頻繁，不適合安裝等等。可恰恰是電燈的裝置，改變了石龍關系，使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日落以后的時間可以繼續生產，現代夜生活在燈光下登場。
澳門菜：獨特土生的澳門菜系(macaense)是一種跨文化的創意。澳門菜融合了葡萄牙和中國南部烹飪，并受到巴西、印度及其他東南亞美食的重大影響。從東方的香料混合，包括姜黃，椰子汁，肉桂等，到歐洲菜肴的配料和調味，通過烤和焙燒，別具一格。最流行的小吃是豬扒包，甜品有姜撞奶，葡式蛋撻，杏仁餅。民以食為天！
中歐相逢的中心舞臺
從16世紀中葉一直到19世紀中葉，澳門都是進出中華帝國的唯一門戶，因此成了歐洲人來華的第一個落腳地，歷史地位非凡。他們在這兒等待中國政府的簽證，或者沒有簽證但等待悄悄潛入的機會。他們等待每月兩次的通商機會，與“珠江上的人”進行商業貿易，這是他們唯一能跟中國人交易的機會。現在的廣州交易會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的。他們也在這里等待著搭乘返回歐洲的船只。澳門數百年來都處于橋頭堡的位勢上，風風雨雨中也生出了獨特的混合文化類型。所以，澳門學不單單是資料搜集，或像許多人說的，旨在研究改善中國與世界的外交關系。澳門學一定是三個宏大的歷史交叉場中文明的融合、個體的相逢和對話。中歐之間的三次相逢，這是十多年前我在博士論文中提煉的概念，并試圖在中歐社會論壇的運作中進行第四次相逢的理想型實驗。
三次相逢的第一次發生于16世紀中葉，始于澳門，并使澳門在長達300年的時間內，一直是中歐相逢的核心舞臺，也是近代歐洲主權國家相互爭霸的重要舞臺。三次相逢中，澳門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不過，1833年葡萄牙語梵蒂岡交惡，保教權旁落法國，1842年鴉片戰爭后香港開埠，英國從清政府那里取得了澳門東面78公里的制海權，澳門的核心地位逐漸被香港取代，在復雜的歷史交叉場中有所失勢。1854年，法國遣使會神父(E. R. Huc)古伯察這樣描述澳門：
今天，澳門剩下的只有回憶，英國在香港開埠給了她致命的一擊。古老美麗的樓宇空置在那里，沒有租客，可能幾年之后，歐洲船舶再經過這個葡萄牙曾引為自豪的富有的殖民半島時，看到的將只是裸露的巖石，在浪濤拍打中無限凄楚和悲涼，幾個中國漁民會在黑黝黝的礁石上曬他們的漁網。不過，傳教士會喜歡來憑吊這些廢墟，因為澳門的名字將永遠載入福音傳播的史冊。幾個世紀以來，正是在這里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培養了許多去中國、日本、韃靼、韓國、交趾支那和東京傳播福音的使徒。
我們把那個時代的人類稱為神圣人，因為他們是敬畏神靈的，因此中歐雙方的爭執主題是，人格化的上帝和宇宙太極的“天”孰高孰低。人們關懷的是永恒的精神性和短暫的世俗性之間的關系。信仰作為一種個體內斂的精神行為尚存，而理性在當時還帶有探求真理的神圣性，所以，這次相逢是一次精神觀念的相逢。相逢的地點在中國，受震撼最大的卻是歐洲。中國的“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被啟蒙運動思想家用來推動歐洲的世俗化過程。我們看到，萊布尼茨把“理”“太極”“上帝”三者做了“三位一體”的闡釋；伏爾泰以自己的自然神觀念闡釋儒家；洪堡在語言和國民精神之間搭建同構性。基督教在中國部分文人那里也引起了相似的主觀闡釋。
中歐第二次相逢——“英雄人”相逢。第二次相逢在不同的歷史場域中發生，以18世紀末英國馬嘎爾尼勛爵（Macartney）使團訪華為標志，止于20世紀中葉。起點仍然是澳門。在通常的表述中，這段歷史的主導象征符號是鴉片戰爭，中華帝國遭受蹂躪與踐踏、喪權辱國。一方是歐美殖民主義的野心擴張和武力護衛的重商主義，一方是拒絕通商的華夷朝貢體系，最終是天朝的崩潰。我們在此需要梳理的是，在這“頁頁都是血淚史”的歷史記憶中，同時還有另一個很少被言說但卻相與伴隨的歷史，即個體之間的人與人相逢的歷史和中國與世界同步的現代化歷史。
這次相逢的歷史性體現在民族主權國家在歐洲的興起，宗教力量的淡化并在相當意義上成為國家競爭的工具。歐洲剛剛完成她的一系列變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政治革命、思想啟蒙，從此建立了世俗化的民族國家、絕對理性、國際法則，在全世界面前以典范自居。歐美以自由貿易為名，在炮艦伴隨下推行擴張的外交政策，并將殖民擴張視為國家的權力和文明的進步, 一種“保證人類幸福”的福祉。這一全球化進程將在200年后把世界變成統一市場。
第二次相逢發生在西方的中國觀出現逆轉的時期，由贊美中國向鄙夷中國轉向。新生的各“民族國家”粉墨登場，在世界舞臺上擺出主角姿態，并相互間通過較量建立平衡關系。鴉片戰爭的“理由”和租界的設立都反映了這種“主權國家”的新型關系。而保持華夷貢奉體系的中國人繼續表現出一直以來的對“商”的蔑視。對于中國政府來說，接受傳教士所傳播的思想仿佛比合理貿易中的商品更容易。這在澳門歷史中有很多表現。中國被迫進入世界體系和現代化進程，決意向“敵人”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次相逢推促著中國人進入了一個漫長的“他我認同”（hétéro-identité）的時期，并在自卑和自尊之間尷尬地徘徊，直到今天。
中歐第三次相逢——“經濟人” 相逢。第三次相逢發生在共產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30年冷戰之后，與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同步。這一歷史大家都熟悉，但在評價上存在著許多分歧，因為全球化的加速使得一切相逢都必定是全球性的，“中歐相逢”都是全球相逢（這當然不妨礙中歐之間的具體聯系）。如果從精神性狀態上判斷，從第一次相逢開始，人類歷史經歷了一個下行的過程：“上帝死了”（尼采），“孔子死了”（劉黑馬），人成為世界的主宰，也企圖成為自然的主宰，肆無忌憚地毀壞踐踏著地球家園。人類的譫妄依憑的是量化的尺度，精神性退卻，倫理潰不成軍。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近代以來各種弊端開始全面爆發，危機四起。
從澳門開始第四次相逢
在構想第四次相逢之前，我在這里先歸納在澳門共時發生的相互影響的三個歷史交叉場。
第一個歷史交叉場是近代歐洲各主權國家爭霸世界的復雜場，澳門是一個大舞臺，但清廷官吏如澳門同知、香山知縣甚至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經常只是臺下看客，主角是歐洲各國兼有圣俗雙重使命的神職人員，成就了現代民族主權國家的事業。
第二個歷史交叉場是明帝國閉關鎖國和歐洲新大陸開發張力中的中歐相遇場。沒有澳門的中介，就沒有中國和歐洲的接觸，明代作為中華文明最輝煌的時期而自命為世界唯一的中心，歐洲文藝復興帶來的活力也使她自名為世界的唯一中心，兩個“唯一”中心在中心之外——澳門匯合。成果之一就是啟蒙運動思想家吸收了中國的科舉考試，把漢代“陳平布衣為相”當成平等選拔精英的榜樣，創建了那些至今仍聲名卓著的名校Grandes Ecoles；中國成為歐洲理性主義的借口，參與了近代世俗化的進程。
第三個歷史交叉場是澳門自身生活世界的跨文化場。澳門像一個煉丹爐，各種文化、思想、利益階層都被集中于此。認同意識是一回事，融合了的表征符號是另一回事，天長日久，澳門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禮儀符號，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締造自己特有的跨文化性。這個跨文化性的成功具有方法上的借鑒意義，更有信念上的激勵性：不同文化的人可以相互接受，共同生活，人類共同體是可能的。
澳門學因此就擔負著一個人類使命：梳理提煉人類共生的經驗：如何化誤解為理解，化敵對為合作，化腐朽為神奇。
在跨文化的經驗中，我們設想第四次相逢——“生態人的相逢”。第四次相逢的智慧之光早在40年前就開啟了，以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為標志。報告發表時曾引起過激烈的批評，耶魯經濟學家華利克在《新聞周刊》中將其說成是“不負責任的一派胡言”，是嘩眾取寵的夸張，沒有精確的科學計算。40年后的今天，在災難面前，人們才承認該報告的先見之明，地球的確顯現出來自然極限。那時只是一些先知先覺的個人在披荊斬棘。20年前則已集結成軍，標志是199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是羅馬俱樂部的新書《超越極限》。今天在災難席卷全球的危機面前，在無力感籠罩人類的悲情中，去年的里約+20高峰會議出現公民社會的總動員：“生態人”期望超越人類社會、制度、文化、種族的界限，聯合起來，與大自然重歸于好。
在大都市和權力中心被舊有的思維模式和利益集團嚴密掌控時，澳門這塊海角飛地正可以成為生態時代的實驗中心，一個思想融會貫通的煉丹爐，一個生態人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作者單位：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