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經歷劇烈的“城市化”轉型，猛烈地沖擊著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重塑整個文化生活。其轉型速度之快，作用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刻令人瞠目。此種變化并不局限于城市景觀的改變，而涉及整個中國的發展模式、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所有領域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30年來，我們看到無數快速興起并擴展的城市，無數人逃離土地涌向都市的高樓大廈。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過程。
迅速的城市化過程，將所有人裹挾其中，導向一種新的空間秩序。由于迫切希望擺脫落后狀態，從政府到民眾，都對城市化形成了強烈的訴求，開發主義／城市主義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并形成自上而下的建城與改造運動。城市開發的巨大利益催生新的強力集團和利益聯盟。這些群體往往與地方官員結合在一起，與資本形成特殊的互利關系。圍繞土地經濟的城市化已然成為地方政府的最高議事日程。正如鄭永年所言，以錢為本和以官僚為本，成了中國城市化過程的主導原則，導致了城市化過程中的權錢一體化。大規模官商資本在空間上沉淀，城市發展也因此出現異化：城市結構和城市空間的分隔化與封建化、片面城市化導致的城市生態惡化、貧富分化、官民對立等等。
中國現代化源起于城市現代化，中國改革起始于放權讓利和地域競爭。但正如田方萌所指出的，當城市化鞏固了地域精英和地方勢力的既得利益，乃至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城市之間就會出現“國際化”的趨勢，在這些看不見的“邊境線”面前，中下層民眾往往成為改革成本的承擔者。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化與現代化之間就可能形成矛盾和沖突。
中國城市化有許多特殊之處，區別于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與一般后發國家也不同，在其內部既包括激進的鄂爾多斯模式，也有相對溫和的長三角模式。多個城市發展階段相互重疊，城市化與郊區化同時發生，傳統工業集聚區域與新產業創新空間并存。新型全球化及現代技術的發展，都將對中國未來城市化的戰略選擇提出巨大的挑戰。
中國現有的行政區劃安排沿襲了秦漢以來的郡縣制度，保留了農業社會控制與管理的傳統思路。在官方和民間的討論中，馬爾薩斯式的論調不絕于耳。伴隨中國社會的迅速變革，無疑需要一種革命性的治理觀念的調整。正如姚中秋和鄭永年所呼吁的，既有的垂直汲取型和截流型行政區劃安排，必須向公共服務型的扁平結構轉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涉及多重利益的沖突，由此導致的城市政治化將不可避免。
這組筆談只是討論的開始，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如何理解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急速城市化對中國的政治地理、文化心態和生存方式帶來了哪些沖擊？哪些體制因素影響了中國城市空間的形成和塑造？它們又是如何導向今日城市化出現的種種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