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浩
［文章導讀］中國革命，不但吸引無數中國人生死以之，也讓世界為之矚目。但對這一進程在思想上的整理，一直以來，無論是中共自己還是批評中共的人，都將其局限在“階級論”的視野內。一些新的研究者，試圖重新整理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國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作者通過梳理赫赫有名的“馬恒昌小組”的個案，認為：在近現代中國社會遭遇內外巨變的歷史背景下，抗美援朝時期全民動員的發動、國民主體性的激發，絕不只是 “階級斗爭”的自然結果，也并不體現為西方現代性理論中所說的“個體化”過程，而是有賴于中共種種措施與中國社會內部歷史結構關系的互動與配合，其發掘出的特殊經驗遠比“階級論”更具有思想史上的豐富性，或許也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1950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兵朝鮮，抗美援朝開始。但對我們今天重返這一段歷史而言，這段“誕生”史已經不再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那一段真實的歷史，而是一個被冷戰敘述和簡化版的中國革命史敘述所建構和截取的歷史。基于這一基本理解，我們嘗試重返被遮蔽的、混雜的歷史流體，在歷史實踐中考察新中國勞動國民的形成過程。
抗美援朝不僅意味著新中國在國際格局中以明確的軍事行動向蘇聯“一邊倒”，它還連帶著與這一表明“一邊倒”的軍事行動相配合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倫理方面的調整。在新中國內部的社會結構中，這種調整和調動如何才能以中共所希望的方式展開呢？畢竟，即便是當時已經解放的地區，中共占領的時間尚短，許多地方土匪猖獗，是否能站穩腳跟尚未可知，何談為了抗美援朝的全民動員？如果以大陸民眾相對陌生的“階級論”動員其參加抗美援朝，其歷史條件是什么？這一動員如何才能達致中共所希望的結果？這并非是一個無需證明的問題。
對于剛剛被解放軍接管的工廠工人來說，當他們從偽滿政權、國民黨政權進入新中國，他們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會中斷其習俗舊規、思想觀念以及行為模式。相反，正是因為這些傳統元素被他們帶入到新中國所接管的大工廠生產之中，從而使得我們必須要深入到歷史縱深處，考察抗美援朝時期階級論在全民動員時，所遇到的歷史結構關系的獨特性與復雜性。當時全民動員的發動，勞動國民的產生，絕不只是一個在階級論自身內在邏輯中的生成結果，它必定有賴于中國社會內部歷史結構關系的互動與配合。
本文選擇1948年被解放軍接管的一個工廠中的先進小組“馬恒昌小組”為個案，通過考察其在歷史實踐中的復雜形成過程，期望對這些問題有一個立體的剖析。
一、加工新生活的車間
馬恒昌（1906~1985），遼寧遼陽人，出身貧寒。18歲起，他就在撫順發電廠學徒。1926年，馬恒昌20歲，考入張作霖開辦的兵工廠。1929年6月，張作霖被炸死，兵工廠落入日本人手中。馬恒昌離開兵工廠，在一家私人企業上班。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這家私人企業由于財力薄弱，被日本人吞并，成為宮田制造所，生產宮田牌自行車。馬恒昌加工自行車零件比較順手，技術不斷提高，被老板聘為“大票”，即大工匠。那時工廠沒有定額管理，就以大票為樣板，馬恒昌一天能干多少工時，別人也得干這些活，否則就要扣工資。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宮田制造所改為兵工廠。機械車間由加工自行車零件改為加工迫擊炮炮彈殼。1944年，馬恒昌離開了兵工廠，回到鄉下租地耕田，直到1948年再次回到沈陽。
1948年11月2日，沈陽解放。“馬恒昌小組”原本是沈陽第五機械廠的一個生產班組，通過技術革新加苦干，在紅五月勞動競賽中大幅度提高了生產效率，于1949年4月28日被命名為“馬恒昌小組”。
1950年9月，馬恒昌被選為全國勞動模范，出席全國工農兵勞模大會。9月30日晚，毛澤東宴請全國勞模，接見了馬恒昌。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951年1月17日，“馬恒昌小組”通過《工人日報》向全國職工發出了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的倡議，在不長的時間內，得到了全國1.8萬個班組的積極響應。這一年，“馬恒昌小組”提前兩個半月完成國家下達給他們的任務，創造了69項新紀錄。從1950年至1978年，“馬恒昌小組”29年累計完成了43年零10個月的工作量，實現技術革新840多項。
以往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新人的產生，常常用新/舊社會的對立結構來解釋。但這種二元結構對歷史高度簡化之后，我們很難理解，馬恒昌在偽滿政權和國民黨執政時期都是大工匠，是工廠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并不是舊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為什么在新中國，他反而比最底層的工人有著更高的積極性？他并不符合經典“階級論”中對無產者的定義和要求，為什么在新中國的社會歷史結構關系中，他反而能脫穎而出？而且，在過去，馬恒昌在工廠中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如“磨洋工”、破壞生產工具等）不配合日本管理者，而在新中國，他的主體積極性怎么能建立得如此之快？
1.接管干部
1948年末，中共解放沈陽，接收工廠。按理說，政權的更迭馬恒昌見得多了，中共又能呆多久？而且，關于中共的謠言一直不斷，據說國民黨很快會打回來。從馬恒昌的歷史經驗來說，這未必是假。那他最終向左轉，必定也不會是輕易一兩個環節的變動就能打動他，就能激發出他主體的積極性。主體構成的改變，并不是單純依賴個人能力，而是與更深層的歷史結構有關。
比如，沈陽解放后不久，馬恒昌便對接收工廠的中共黨員有著決然不同的深刻印象。
當時的沈陽第五機械廠廠長、軍代表劉斌，他就從不西裝革履，從不出門乘坐高級轎車、由姨太太和秘書陪同，也并不只顧個人利益，不管工人死活。他一家人不是像之前政權要人一般住進高級豪宅之中，而是住在廠里的倉庫，家徒四壁。并且在人民解放軍接管修配廠之后，劉斌就在機械廠第一次職工大會上，向工人們宣布，國民黨已經垮臺了，工廠現在屬于人民國家所有。并向工人保證，凡是在這個廠做過工的工人，都有活干，都有飯吃。日常生活中，他親自帶領工人從火車上卸糧食，有說有笑。一次中午休息時，劉斌又自己掏錢買了一捆煎餅，與工人一起分享。馬恒昌后來一直記得這時劉斌說的一句話，“老師傅別客氣，都是一家人嘛，吃吧！”（宋顯忠：《千里馬的足跡》，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頁）
從彼此陌生的個體到“一家人”式倫理情感的重建和回歸，這需要在歷史實踐中縫合中國近現代具體歷史結構中被撕裂的種種組織上和人心上的裂痕。正是軍代表劉斌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重建這種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同甘共苦之感，將之作為情感和倫理基礎，才能逐漸在政治層面建立起接管干部與普通工人之間的榮辱與共和理念認同，才能逐漸讓馬恒昌感知到對于理想正義社會中人際關系的新誘惑。而工人的尊嚴感，才會逐漸在這種“互以為重”的個體交流間被喚醒。正是中共在歷史實踐中以比階級論遠為豐富和細致的意義內涵、也以比階級論更緊貼中國近現代以來社會結構所面臨的內在困境的方式改造社會，才獲得了從西方階級論視野出發難以理解的歷史成就。新中國在階級論的全民動員機制下所煥發出來的能量，很大程度上是在實踐層面上對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重新釋放。
我們看到，并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蘇/美這一先在歷史敘述的內在結構促使工人認同新中國，而是先從內在于中國社會結構的邏輯脈絡角度翻轉了特定的歷史關系困境，才有了工人認同于中共的理論構架，認同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世界敘述。一定程度上說，新中國日后的歷史演變，并非是外在構架的改變而導致了人心渙散，而是社會結構的內在組織先行渙散，整個社會才出現了無法敏銳應對現實的運行失衡。
2.小組工會
再者，“馬恒昌小組”的規章制度、組織形態、日常維護等等主體重塑機制其實與階級論也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傳統倫理精神有關。比如小組非常核心的互助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小組工友黃杰的母親由家鄉來看女兒，恰巧黃杰不在家，工會就組織工友給買菜、買飯，熱情招待這位老人，幫助安排住處。老人非常感動。黃杰回來后，工作積極性提高了很多。小組工友之間，誰要有了病，誰家發生困難，大家都十分關心，經常組織工友到醫院和家里慰問，而生病或有困難的工友得到幫助后，也可以早日恢復生產工作。
這些歷史實踐其實是對生活秩序的整體重組。這種重組不只是恢復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的互助形式，不只是在有困難之時，伸手援助。中國社會在近現代以來所遭遇的歷史現實，與中國傳統社會遠遠不同，無論是人口規模、貿易量、城鄉發展差異、文化意識，都需要創造新的方式來處理和應對。尤其對于轉移到城市中的工人而言，一切都需要重建。我們僅從“馬恒昌小組”的工會工作內容中可以管窺這種重組所涉及的生活范圍和縱深度。
組織工人學習時事政治，這是新中國許多工會小組都要開展的，這一學習方式在很多小組都只是流于一種形式簡單的時事匯報。不過對于“馬恒昌小組”而言，每次的時事學習都由工會組長負責召集，在確定每項學習內容之前，工會組長都事先征求工友們的意見，然后再確定學習什么。學習的形式分為講課和自修兩種，每次的講課，工友之間都有分工，各自負責備課，輪流講授。小組內的同志，大家互為師生。到每項學習結束時，工會組織進行不定期的書面語口頭測試。并在小組學習時，常常針對小組內部部分工友存在的驕傲自滿、互不服氣、徒工看不起師傅等等問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從1949年到1958年的十年間，“馬恒昌小組”一直堅持下班后十分鐘的碰頭會，由工會組長負責主持檢查當日在生產、生活、遵守小組制度等等方面的情況，大家民主評定每人這一天的優缺點。小組成員不一，性格也不同，單憑會議也無法完全解決思想問題。碰到有問題卻不愿意在小組會上發言的工友，工會組長還會走訪他的親友或老鄉，以解決實際問題。
可以看到，階級論革命主體的有效建構，并非是一種政治力量的直接介入，而是必須鑲嵌在對血緣、地域文化、傳統倫理的再肯定之中，革命主體的建構有賴于重建勞動主體對于互相扶持、有情有義的中國傳統正義世界的認知和認可。要理解新中國工人階級如何在歷史實踐中轉換和形成，不能只依賴于階級論的表述，還必須深入歷史經驗之中考察階級論在一個怎樣的結構關系中如何被使用。
抗美援朝時期的愛國主義勞動競賽，其實是將這種生活重組的節奏推進了而已。
3.捐獻百分尺
新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勞動國民的主體轉化和構成，不只是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還是一個主體內在倫理結構重建的過程。
為了配合軍事任務，工廠需要修配高射炮的零件，技術要求非常高，沒有精密量具無法完成。第五機械廠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過來的，金屬切削刀具、刃具和檢驗量具都殘缺不全，根本無法開工。馬恒昌捐獻出了自己珍藏20多年的命根子：一把百分尺。他在解放前20多年的工人生涯中，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賴這個精密量具，才能加工精密活，才能掙個大工匠的工資。
費孝通所討論的現代工業經濟體系中，一旦社會缺乏完整性，工廠對于工人，就只是一個冰冷殘酷的大機器，每個人為了在其中適合最殘酷的生存法則，只能依賴幫會、拜把兄弟等等民間互助方式。但在這樣的組織方式和社會秩序中，工人不可能對社會身份所歸屬的工作，在倫理精神上連帶和激發出一種責任感和道義擔當，更無法達到孔子所說的“不如好之者”的境界。他的工作只是為了賺錢，與他的日常生活無關，也不配合社會的整體發展。他的每一部分都是分裂的，無法在一個完整意義下關聯起來。社會結構在最基本的生產單位身上解組了。
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中，工人或手工藝人更不可能把絕活無私傳授給他人。馬恒昌在年輕時期遇到的日本人和中國師傅都是如此。馬恒昌能夠捐獻百分尺，意味著他對工廠、工作和工友的基本感覺方式和意識結構已經發生了轉換。
實際上，馬恒昌不但捐獻百分尺，還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絕活傳授給工友。在這種意義上，他恰恰是自動淪為無產階級化和赤貧化。這不是一個馬克思討論的現代工業資本邏輯的運作結果，也不是費孝通擔心的現代政權強制的結果。這一歷史經驗要如何歷史地理解其思想史和社會學的意涵呢？
馬恒昌的這種主體意識其實在新中國建國初期有一定代表性。王蒙的《青春萬歲》中的主人公，高中學生鄭波也是如此。愈是為他人，主體自我反而愈加充實和飽滿。這種主體的構成方式和感覺方式一直到1958年的電影《鋼珠飛車》中，我們還能看到。這與西方現代政治哲學自盧梭以來，包括涂爾干等人所討論的，在現代社會中，人越是社會化便越主體化，其實并不相同。
中共對工廠組織結構的翻轉中，核心的一點是，它把現代工業里工人與工廠之間“物與物”的經濟關系，轉換為中國傳統理解中“人與人”的倫理關系（當然，這一轉換得以完成的歷史條件，是對特定歷史結構關系的政治介入和改造）。而在中國傳統倫理精神中，人與人的關系連帶著的是“互以為重”的意識結構和感覺方式，自我的構成也是在日常實踐中以這種方式展開、累積的。這個“互以為重”建立在對正義、完整的社會結構關系的理解之中。它與幫會性質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江湖義氣不同。以這種方式作為意識結構和感覺方式的基礎，人們對于“民主”的理解就變得跟西方迥異，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它不是將個體抽離出任何歸屬，然后在基于個體權利自由平等的意義上來理解“民主”，在工廠車間的日常實踐中也不是以這種理解維度來制訂規章制度、安排任務分工、維護個體的利益。對中國革命的實踐性而言，它對工人主體構成的轉換方式并沒有通過西方現代啟蒙運動的途徑來展開。
二、中國現代性生成中的主體構成
當現代工業發展吸納了農村人口進入工廠，如何組織這些工人，使得這些工人能在新秩序里不但能得到生活的滿足，還能有效地工作，成為新秩序的安定力量？這是中國近現代以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都沒有處理好的問題。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現代中國同樣會面臨社會解組的風險。費孝通曾考慮過這一點。他說，在一個完整的社會，社會所要求個人做的事情，比如養孩子、從事生產、甚至當兵打仗，個人會真的覺得是自己的事情，個人對于社會身份里的活動不感覺到是一種責任，而是一種享受，即孔子所說的“不如好之者”的境界。這就至少要先使人對于他所做的活動與他自己生活之間的關系有所認識。活動、生活和社會這三者要能結合得起來。費孝通認為，這必須要求有一個完整的人格，就是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在一個意義之下關聯起來，而這個意義又必須與社會責任相符合。
但是，現代工業技術的發達在社會組織之中引入了一個非人化的標準，那就是要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經濟利益。支配工業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生產而生產，為效率而效率的異化目的。在這種現代經濟體系中，一個工人很難了解在這個體系中除了賺錢，他個人活動的意義何在？現代工業經濟體系利用“賺錢”將個人吸收進去，但這個體系自身的生產活動卻毫無吸引人之處。工人對于生產活動本身也毫無興趣，沒有樂趣，更談不上“好之”的境界。在現代工業經濟體系中，工人往往會傾向于少做工、多得報酬。從社會學上看，這正是社會解組的現象。法國社會學家萊普利（Leplay）、涂爾干（Durkheim）很早就意識到這一趨勢，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的極大危機。
不過費孝通也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這一社會解組趨勢并沒有很快走上危機，基督教、《羅馬法》和現代技術結合，形成了個人資本主義一種新的文化方式。但是，中國未得其利、卻先蒙其弊。現代工業技術還沒有帶來物質生活的提高，卻已經開始破壞社會組織結構的完整性。尤其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界，對于中國傳統組織方式和倫理精神已經喪失信任，對于西方的新秩序又難以全盤接受，就更加左右為難。（費孝通：《鄉土重建》，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10~11頁）
轉移到城市中的這些工人的工作空間和行為其實是高度重復和枯燥的。如何面對這種遠離了中國傳統文化所表述的日月山川的生活空間？如何面對遠離了天地四季的、日復一日與機器為伍的生涯？這些轉移到城市的中國人如何能重新感覺到幸福？幸福從哪里來呢？
傳統秩序對于中國人追求幸福的方式，提供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當這一傳統方式在近現代遭遇崩潰時，需要政治的重新介入。政治的歷史實踐正是要內在于這種追求幸福的方式，在具體的歷史結構困境中重建追求幸福的條件，重建中國社會得以良好運轉的習慣和習俗。政治只是重新打造歷史條件，它本身并不能替人完成自己，不能替人幸福。所以，我們也看到，中共革命在有些時候會一再強調要調動每個人自己的主動性。
在涂爾干的構想中，一個現代主體，比如學生，只有進入到學校，和老師、同學發生關系，才能體會到師生情誼、同學友誼，只有在學術活動中積極發言，參與交流，才能培養出公共的道德義務。從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是社會決定論，因為個體道德感的建立必須依賴具體的社會情境，但“社會決定”不是社會純粹對個體的強制。所以他并沒有否定個人主義的基本內容，而是認為個人主義只有通過他參與其中的那個社會或群體的決定，才能具有道德意涵。（渠敬東：《失范社會與道德秩序的重建——渠敬東訪談錄》，載唐磊編《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揚文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
在涂爾干的描述中，個體道德感的建立所依賴的具體社會情境，是以啟蒙理性作為哲學基礎的，個體在社會中的成長，是從無到有的過程。而中共革命在歷史實踐中所開展的主體構成方式，并不以西方啟蒙理性為哲學根基，也不以近代“五四”以來的中國啟蒙運動為理解前提，更不是以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為準則，而是以中國傳統倫理精神中的某些構成中國社會結構的觀念要素為動力。在“馬恒昌小組”這一案例中，中共革命的實踐主體不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恰恰是一個從有到無的過程，從自私到無私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財富的轉移過程，是一個孟子所說的“恒產”的建立過程，在這一將正義秩序重樹于天地間的重建恒產的建立過程中，主體建立起恒心。
《孟子·滕文公上》：“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他提出要“制民之產”，使他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講“恒產”和“恒心”，這個“產”不單是說財產，而是指事業，而且一定是在社會結構和價值上是持久的，可預期的。但在近現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中，一個普遍問題是人和組織都找不到能夠歸置自己的名分和價值，不去做分內的事情，不堅持恒久地去做分內的事情。（渠敬東：《失范社會與道德秩序的重建——渠敬東訪談錄》）
而且，當這個“恒產與恒心”互動的社會結構沒有建立起來，單純的勞動競賽其實會引發很多問題。比如當時有一些劇本描寫父女競賽種玉米，父親思想嚴重保守，堅決不相信女兒的試驗田會獲得高產，而當后來的事實是女兒果然獲得高產時，當父親的不但一點也不感到高興，反而因妒生恨，竟發展到想方設法破壞那塊豐產田。
由于對這一生產勞動競賽縱深處的歷史動力運作機制，缺乏內在于中國社會發展機制的理解，批評家將這一劇本當作不良傾向的作品，對這一劇本反映出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缺乏高度敏感，而簡單批評作家的立場和理解出現了問題，不符合黨的宣傳政策。
當初步建立起恒產與恒心互動關系的歷史條件后，抗美援朝宣傳中廣泛蔑視、鄙視和仇視美帝國主義的方式才能夠被推進到相當簡單化卻又相當有效的程度。其扎根在歷史縱深處的動力運作機制之一正是中共在歷史實踐中發展出的對中國傳統“恒產與恒心”關系的重建。
因此，對工人而言，抗美援朝的發生，就變得不再是世界范圍中的資源再分配和權力再分配，也不僅是出于對自身財產的保護，而變成了連帶著身心感受的對恒產尊嚴的護衛和對恒心受損的義憤。基于這一歷史條件的建立，抗美援朝的全民動員就并不僅僅依賴于全面宣傳和對美國的“帝國主義化”，而是在更縱深層面潛入日常實踐中對工人的走訪、座談，更細致的噓寒問暖，解決工人的住房、子女就學、家庭負擔等問題。群眾路線對于中共革命實踐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而現代國家建設所希望的公民意識，也才在這一歷史條件充分建立的基礎上真正形成。
但中共在理論層面對自身歷史實踐所開展出來的豐富內涵并沒有進行充分整理，中共的理論表述過于依賴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抗美援朝中，中共向蘇聯的“一邊倒”，在理論表述上更加依賴階級論來理解世界格局的走向和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這實際上加大了中共在理論表述與自身歷史實踐之間的錯位和裂縫。“恒產”與“恒心”的互動關系是在歷史結構關系中生成的，它是流動的，變化的。當中國現實運轉良好的各種歷史條件因素發生變化，其實需要學術思想、行政機制對這些現實狀況具有高度敏感性、反應能力和處理能力。可是當中共在理論層面和意識結構上并沒有充分整理中國現實運轉狀況的歷史條件，它在行政機制處理現實能力問題的培養和訓練上必然將逐漸脫離現實，脫離中國社會結構性運轉的內在邏輯方向，脫離中國問題的真正節點。
當新中國再繼續發展，當文學表現日益教條化、文學批評日益抽象化、思想學術的討論日益脫離現實，當這些呈現和表述日常生活感受的途徑都被堵塞，變得荒蕪，理論層面的倫理精神必然會日益抽離于現實狀況。個體甚至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當初的社會主義新主體又在哪里尋找藏身之所呢？
三、結 ? 語
抗美援朝時期的全民動員，催生了許多先進工人小組。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是戰爭動員機制中，新中國工人的主體構成方式與歷史結構關系之間的內在邏輯。
長久以來，學術界對于工人“主體性”的研究主要是在生產領域，以“階級”概念來討論工人階級的集體意識。20 世紀70 年代以來，隨著西方身份認同理論的空前發展，勞工研究領域（如勞動過程研究和勞工歷史研究）開始突破單一的階級分析視角，從性別、種族、族群、性取向、民族性等各個角度探尋工人的多元化主體性。由此，“多元主體性”( subjectivities) 替代了以往的“階級意識”( class consciousness)，成為當今工人主體性研究的主導概念。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發現，工人“多元主體性”的形成過程中，階級意識與其他多個面向的身份認同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倡導一種“交叉分析范式”(intersectional approaches) 來研究身份認同的復雜形成 （余曉敏、潘毅：《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的主體性再造》，《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
而本文所考察的抗美援朝時期的“馬恒昌小組”，是試圖將它放在中國社會結構遭遇近現代內外劇變的內在邏輯脈絡之中，考察中共革命在歷史實踐中是如何重構轉移到城市之中的勞動主體的？在中共翻轉結構性困境的歷史實踐中，其開展出的特殊經驗還要更具有思想史上的挑戰性。它既不同于西方現代性理論對于現代主體的闡釋，即現代性的產生體現為自我的“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 過程；也需要突破以往單純以階級論解釋中共革命的思路。
西方理論認為，在個體化過程中，“身份認同”的形成不再取決于一系列與生俱來的先賦條件，而是轉變成為一個反思性的、不斷變化的、取決于個體外表和表現的個體化工程。這個轉變植根于城市化和工業化，后者不僅為個體提供了一系列嘗試新商品和新體驗的機會，而且削弱了家庭的核心位置、增強了個體的獨立性。當人們的生活方式日趨理性化和匿名化，傳統的、穩定的身份認同（例如家庭、宗教、階級和國籍）也逐漸被弱化、改變甚至放逐。個體從而獲得選擇自我實現路徑的自由，獲得以前僅屬于社會精英的機會。中共革命所展開的重組社會和重組民眾，與這一過程其實非常不同。不但主體的構成方式不同，而且勞動主體的動力來源也不同，當時中國工人的工作熱情，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對勞動價值和目標誘惑性的感知，而這一感知的現實基礎，正是工廠生產車間的重構。
西方學界出于對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反思，所強調的問題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么遲遲沒有顯現出來？而中國當代史所面對的是：中共革命所建構的主體性，為什么能夠在新中國建國初期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中配合現代國家建設的目標，又為什么會快速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階級論來說，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余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致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口、貿易和工業化進程引發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大潮，但隨著這一歷史進程發生的社會組織結構和傳統習俗、文化機制的新變化，卻使得這些已經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沒有辦法真正轉化成為馬克思主義所期待的工人階級。馬恒昌的“出現”，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難以處理的現象。我們今天要重返和理解中國當代史，尤其是中國革命史，不僅僅要考察階級論意義上的斗爭史，更沒有辦法不討論階級論與中國社會發展到近現代所形成的特定歷史結構關系之間的遭遇史。正是在歷史縱深層面中混雜、纏斗的歷史經驗中，我們才能真正整理出新中國勞動國民的生成史。
不過，仍然要強調的是，雖然“馬恒昌小組”在歷史中顯示出豐富面貌和達到高度成就，但這并不等于全國都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狀態。中共革命的推進是逐漸從西到東、從北到南。每個地方的歷史情況復雜多樣，每個地方的黨員、行政干部情況也各不相同。比如，同樣是在抗美援朝時期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在黔東南地區，土改之后，一些地方群眾生產的熱情很高，奠定了發家致富的思想，但這一發家致富的思想與愛國主義思想結合得太差，又缺乏相配合的民主建政建設等等，結果一些人甚至不愿當村干部，怕耽誤干活。土改前村干部群眾都很積極，土改后就松了一口氣，積極分子怕麻煩，不愿當村干部，許多地方的區鄉干部產生了這種“革命成功論”，原本工作很積極的人逐漸變成了庸人，滿足于“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因此，在完成土改后，他們誤認為“土改完成、萬事大吉”，似乎這便是革命成功了。他們開始把革命工作看成一種“負擔”。認為應該“輪流干”，“貧雇農很多，為什么要我一人吃虧”，種種形式不一而足。
歷史的確豐富、復雜。要警惕以偏概全，既不能以“馬恒昌小組”的情況作為全國情況的全貌，但也不能以某些地方的特定狀況否定“馬恒昌小組”所達到的境界。每個特定歷史情境，都需要充分歷史化地考察其縱深處的動力運作機制、主體身心狀況等等，我們才有機會在長久的暗自努力中窺見那藏身在歷史之中的金光大道。
（本文的寫作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所“當代中國讀書小組”朋友們的討論，特別感謝賀照田先生；感謝齊齊哈爾市檔案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