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波

中國企業(yè)“走出去”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如何走”的問題。過去我們和其他國家相互適應的國際經貿合作關系,已經無法適應今天中國的角色轉換。能否成功構建新的合作模式,主要看中國自己。

中國企業(yè)“走出去”是必然選擇

和其他先行工業(yè)化的國家一樣,當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以后,必然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必須開拓海外市場,為大量的制成品尋找銷路;第二,由于為全球制造產品,本土原材料供應必然不足,一定要到海外尋找穩(wěn)定的原料來源。

因此,中國企業(yè)“走出去”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如何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合作模式,基本立足點是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在此框架之下,中國的角色主要是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中國投入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水電和人力,我們不關心原料從哪里來,產品賣往何處,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系是簡單的貿易關系,在現(xiàn)行的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之下,運行良好。

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一方面,用國內資源生產的出口產品越來越多,一般貿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國內市場也越來越大,資源消耗量迅速超過國內供應極限,能源和大宗商品不得不轉向依賴國際市場,中國也因此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源進口國。

大宗商品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僅僅靠貿易合同來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國際大宗商品供應已經被大型跨國公司壟斷,在需求強勁時,中國會完全喪失定價的話語權。前兩年的鐵礦石之爭,充分暴露了中國的無力感。

既然無法靠貿易合同長期保障國際原料的穩(wěn)定供應,中國就必須“走出去”,直接投資海外資源,將原料供應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至少也應該通過投資,參與到海外資源企業(yè)中,從而提高原料供應的保障程度。

投資海外面臨政治風險

投資海外,畢竟不同于簡單的國際貿易,著眼點都是幾十年的投資周期。我們當然關注當?shù)氐恼物L險,不可能不關心誰當總統(tǒng),不可能不關心當?shù)氐耐顿Y保護政策。不能只談“絕不干涉別國內政”,沒有可行的措施和行動,將會把我們的投資完全暴露在風險之中。

英美發(fā)達國家在工業(yè)化時代,也曾面對與我們今天相同的問題。他們的解決之道是殖民主義。用堅船利炮作為后盾,牢牢控制海外資源國政府,從而確保對母國穩(wěn)定的原料供應。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還能這樣做嗎?如果不能,中國必然面對這樣一個悖論:不控制當?shù)卣?,投資沒有保障;控制當?shù)卣?,又有新殖民主義之嫌。

中國該怎么辦?過去處理國際經貿關系的那一套還行得通嗎?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和諧局面的形成,有內因也有外因。就內因而言,雖說整個國家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但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卻一直有一套穩(wěn)定的達成高度共識的戰(zhàn)略定位和制度安排。

在國際經貿合作方面,中國定位自己為低成本的生產基地,制度安排上積極承接發(fā)達國家的制造業(yè)轉移。這一戰(zhàn)略被形象概括為“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在國際金融投資方面,中國定位自己為資本短缺國,制度安排上盡一切可能吸引外資。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系可以高度概括為四個字,這就是“招商引資”。無論我們對內的經濟政策如何調整,“招商引資”作為對外的基本國策,卻從來沒有動搖過?!罢猩桃Y”不僅有全民的高度共識,還有完善的制度安排。

在思想認識層面,經過“文革”,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十分巨大。因此,打開國門,將外資引進來,成為全民共識。因此,誰能“招商引資”,誰就是英雄?!罢猩桃Y”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之上。

既然有了高度共識,很容易便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安排。法律層面上,為了保障外商投資,我們制定了《中外合資企業(yè)法》,《中國企業(yè)海外上市管理辦法》等等,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們制定了《公司法》《證券法》等等。企業(yè)的會計制度,也盡量與國際接軌。各地政府也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資”獎勵辦法,“引資多少”成為官員提拔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

與中國的共識和戰(zhàn)略安排相對應,國際上也形成了關于中國的共識。國際上普遍認為中國具有低成本優(yōu)勢,有可以接受的外資保障制度,再加上中國本土市場潛力巨大,于是就形成了“中國熱”。有了共識,自然便有行動。外資大量招募熟悉中國的人才(早期以港臺華人為主,后期大量中國留學生加入),形成滲透中國的龐大網絡。與之相對應,外資也在全球構建了一張完善的業(yè)務網絡,就經貿而言,這張網絡不僅為中國提供原料,也為中國分銷制成品。就金融投資而言,這張網絡是一張單向的喇叭狀,將西方的資金匯攏,投入中國。

回頭來看,中國的“招商引資”戰(zhàn)略,與歐美在全球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高度契合。中國與海外資本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穩(wěn)定的外部秩序和良好的國際合作,為中國經濟起飛,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中國的角色轉變

中國和國際社會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和諧局面已經無法維持,當我們由一個國際貿易大國變成國際投資大國時,整個地球都不適應了。

作為海外被投資國,對中國股東很不適應。他們不清楚中國股東的投資訴求,到底是財務目的,還是其他的政治戰(zhàn)略目的?特別是面對國企時,更難厘清。他們不清楚派駐到當?shù)氐闹袊拢芊裾B男卸仑熑??是否凡事都要向北京政府請示?中國公司對被投資國當?shù)?,將履行什么樣的社會責任?企業(yè)的正常商務活動,會否因為政治原因受到中國政府管制?……

中國作為投資國,更不適應自己的身份變化。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是一個“招商引資”的國家,與“引進來”工作相比,大家都不適應“走出去”的工作。

就輿論而言,“引資”一直有很高的道德地位,但“把錢投到海外”,明顯缺乏道德制高點。很多人會說,中國那么多地方需要錢,為什么要把錢投到海外?自己家里還管不住,到海外更不知錢會流到哪個貪官兜里?誰想把錢投到海外,肯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安排。

與之對應,由于“正當性”沒有形成共識,海外投資自然就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海外投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占有資源的戰(zhàn)略目的還是單純的財務目的?海外投資是以利潤最大化為標準?還是要兼顧當?shù)氐纳鐣l(fā)展?評價海外投資的標準應該是什么?“引資”是越多越好,那對外投資呢?虧了錢怎么辦?衡量盈虧的期限應該多長?應該投到哪些國家?是回報低但穩(wěn)定的歐美還是不穩(wěn)定但回報高的發(fā)展中國家?應該投實業(yè),還是把錢投給華爾街用錢賺錢?應該投在家門口,還是遠赴非洲拉美?……

我們自己沒有明確的共識和清晰的制度安排,因此無法清楚地向世界闡明自己的國家定位,難怪海外會對中國投資有那么多詰難和干擾。

“走出去”的戰(zhàn)略目標和制度安排

中國就像一個已經發(fā)育的年輕人,雖說體格已經像大人,但還沒有成年人的成熟和練達。要想做一個成熟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必須根據(jù)國家身份的轉換,重新考量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根據(jù)多年海外投資體會,筆者認為:

在思想認識層面:

1)必須在國家戰(zhàn)略層面形成共識,即今天的海外投資與當年的“招商引資”一樣重要。

2)同時要明確:中國的海外投資,在追求經濟回報的同時,一定要推動當?shù)氐纳鐣洕幕l(fā)展,讓當?shù)厣鐣崒嵲谠诘貜闹袊顿Y中收益,特別是在發(fā)展中國家,還應積極推廣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經驗,強化中國的軟實力,從而壯大當?shù)赜H華勢力,最終在當?shù)匦纬蓮姶蟮恼斡绊懥Α?/p>

3)要重新定義“鄰國”。今天定義“鄰國”,不能只考慮空間距離,還應該重點考慮經濟上與中國的相關性。例如,非洲過去是遙遠的,但今天,中國的許多重要資源,都要依賴非洲供應,中國與非洲已緊緊綁在一起。非洲局勢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可能遠超過一些傳統(tǒng)近鄰的影響。

在制度安排方面:

1)把海外財務投資和實業(yè)投資分開管理。財務投資單純以追求經濟回報為目標,但實業(yè)投資一定要兼顧多重目標,既要考慮中國的經濟利益,又要推動所在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

2)在實業(yè)投資領域,把長期國家資源戰(zhàn)略投資和追求短期實業(yè)投資回報的項目分開管理,分開評價。有些海外資源,對國家長期資源安全,有著重大戰(zhàn)略意義,肯定不應該用一般中短期實業(yè)投資標準來衡量。

3)應建立多層次的海外投資體系。目前中國的海外投資主體,主要是大型國企。海外國際投資主體,一直以來以私人資本為主。國企強烈的中國政府色彩,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所在國的接受程度,誰也不想別國政府直接在自己的地盤上運營。因此,國家必須開拓和扶植多種所有制企業(yè),在各個層次開展海外投資。

4)外交系統(tǒng)應積極配合中國的海外投資戰(zhàn)略,甄選一些實際參與中國市縣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干部,派駐非洲、拉美、中亞等地領事館,作為當?shù)卣呢斀涱檰枺蚱渫茝V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經驗,并廣交朋友。

總而言之,中國企業(yè)“走出去”,既是現(xiàn)實所迫,也是戰(zhàn)略需要?!白叱鋈ァ眲傔~出一小步,已經同時在國內和國外引起極大的爭議。不盡快凝聚共識,形成清晰的制度安排,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將變得更加步履蹣跚,“走出去”失敗,反過來將會拖住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后腿。

(作者單位:香港東英金融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