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康
隨著“中國制造”的全球盛行，一個“反剪刀差”的時代已初露端倪。所謂“反剪刀差”，指的是制造品和資源品之間的價格差距不斷拉大，但同過去經濟舊秩序中的“剪刀差”現象恰恰相反的是，中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價格在不斷下降，成本已經幾乎壓至最低，而原材料和資源價格卻一路攀高，成為稀缺品。在這一情勢下，“優質低價”的出口戰略已無法滿足中國發展；繼續深化國內投資、擴大國內工業化的策略只會使邊際效用遞減，也不可持續。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個資源短缺的問題。相對于中國的人口和規模，現有的世界資源的開發供給模式已不能有效地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深入，資源的稀缺性會更為凸顯，這種“反剪刀差”會越來越嚴重。那么，我們的出路在哪里？如何才能實現中國大多數人的共同富裕？答案必然在全球考量。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民族主義、本位主義開始的。這無可厚非，因為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須以本民族、本國家的利益為核心。事實上，民族主義也的確曾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動力之一。但是，當需要解決一個大國，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持續發展問題的時候，民族主義和本位主義就遠遠不夠了。中國不能只做“為了中國的中國”，那樣做到“世界工廠”就到頭了。中國應該做“為了世界的中國”，成就了世界，也就成就了中國。換句話說，世界應該是中國的，但這并不是指中國要唯我獨尊，如果沒有全球視角，沒有把整個地球當作發展舞臺，沒有去經營整個地球的計劃和能力，就不可能實現中國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而且，僅僅從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也無法建立一個合理化的世界秩序。
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唯有把“投資中國”的視野擴大為“投資世界”，把國內的共同富裕理念擴大到亞、非、拉地區，立足于真正意義上的多數人口的“共同富裕”，才有可行的基礎。美國“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是中國經營世界的樣板，當時，美國幫助了歐洲的重建，也復興了自己，贏得了市場和盟友，擴展了它的權限。因此，中國要走出去，不僅要有大資本，更要有國家戰略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上的全盤思考和宏觀舉措，也就是要有“中國式的馬歇爾計劃”。
化解資源困境，帶動整個世界的大發展
2009年在中國政協的專題協商會上，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提出，中國擁有的大量外匯（資金過剩）、巨大的產能過剩和人民幣信用可以轉化為新的途徑，即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投向他們的基礎建設，而這些國家向中國企業“采購”產品和勞務，從而擴展新的外部需求。筆者認為這個思路值得嘗試、也需要學界、企業界和政界更多的共同探討，對其加以完善和發展。
從歷史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這些國家在崛起時也都是在全球范圍內來規劃自己的資源、貿易和生產。早期的西、葡是以貿易為主，通過商品交換把世界聯系起來。到了英國的時代，主要是通過重新組織生產體系來構筑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英國的工業品在更深層次上改造了世界。戰后美國也基本上沿襲了這一模式。英國和美國為了汲取資源，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了一些分散的、點狀的現代城市、工廠或者港口。
一方面，從這些地方獲得的資源已經足夠它們發展；另一方面，它們并不真正關心第三世界的發展。但對于體量龐大的中國而言，建立這樣的現代據點，所獲得的資源是有限的。中國要像開發新疆、西藏那樣在海外建設十個新疆和十個西藏，全面開發亞、非、拉。中國需要更深入地開發世界，更深入地實現全球化。而全球當下的WTO體系、金融體系或者說國際經濟秩序，實際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國大資本的世界擴張的。
要解決中國崛起所需要的資源問題，我們就需要更為深入和均等地開發整個世界，并帶動整個世界的發展。所謂深入，是指中國要在亞、非、拉國家建立產業系統，幫助那些國家做全面的產業規劃；是指我們不能僅僅關注那些易獲得、易開采、易運輸的地方——這些資源一來已經被開發，二來中國人沒有優勢，應當尋找和開發那些基礎條件不好，開發難度較大的地方。所謂均等，是指我們不可能僅僅用交換和貿易商的心態來解決發展問題，那是傳統的殖民主義者的做派。其結果常常是在每個資源國利用政治強權造成一個壟斷腐敗的上層階級、一個利益團伙，過去西方殖民者就這樣做，現在我們有些企業也在這樣做，所以，這樣的國家即使資源很多，也是屬于少數精英階層的，而廣大民眾無法分享資源帶來的利益，整個國家也不能因此而實現現代化。我們要更深入地與這些國家合作，應該有生產商的心態，應該在開發資源的同時，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均等的現代化。實際上，沒有均等的發展，深入的開發也難以為繼。因為，深入的開發必須要有扎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合作來保證。
具體來看，筆者認為非洲、東南亞、中亞、南美，都可能是我們的“新大陸”，是我們可以去的“海的另一邊”。但是，在不同的區域，我們必須有不同的戰略與策略。
在非洲，我們要做的是深入參與、深度融合。不但要帶去資本，還必須帶去資本化的人和現代化的管理，帶去愿意在當地扎根、愿意與當地人融合生活的中國人。在東南亞，我們可以同當地政府合作，建設基礎設施，雇傭當地人民，為當地經濟創造發展機會，實現共同富裕。在中亞，我們則可以依靠“上海合作組織”，結合中國政府對中亞各國的援助，建設新的“絲綢之路”。
以非洲為例，原來的白人殖民過程，只是把部分地方帶入現代社會，但在整體上還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現代管理的體系和方式。雖然原來殖民者給他們留下了完備的法律體系，但是，整個非洲還遠沒有真正進入現代社會，也沒有自主進入現代化社會的能力。就像南非這樣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社會結構里，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成為非洲社會現代化的核心玩家、引領者？這樣的機會，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們要有“中國式的馬歇爾計劃”，就是要用我們過去30年滲透發展鄉村的方式，在非洲搞深度的基礎設施建設（修路、供電、自來水、基礎教育等），并與它的礦業、農業發展充分結合起來，把非洲老百姓的生活帶入現代化。這樣，就能把土地和資源都開發出來，讓當地人也成為消費者。
深入參與、深度融入，指的不是從非洲簡單地把資源運回來，這樣的發展無法持續，而是要通過為當地真正創造就業機會和發展契機來實現穩定長久的資源保障。我們說“走出去”，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資本走出去，二是人員走出去。兩者缺一不可。人員走出去，意味著要去同當地人融合。西方在非洲最大的失敗就是他們從未真正想要同非洲人融合在一起，他們實行的是隔離，用的是殖民主義那種有高下尊卑之分的態度，但我們中國人從來就是能夠去融合、善于去融合的。必須抱著這樣的信念和原則走出去，我們在非洲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要選擇政治上穩定、經濟上有發展潛力的重點國家。有步驟、有計劃，先易后難。在非洲，政治穩定的國家一定是第一選擇。從開發順序來看，南非、西非、北非這樣的先后順序比較合理。
投資一個國家，必須投到底。要系統地建設，而不是只做些點狀的項目。比如高速公路，不管它多賺錢，都不是長遠的，也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應具備綜合、系統地解決這個國家基本發展問題的能力，包括和它一起建立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我們可以把它建設成新西蘭式的農業化國家，或是澳大利亞式的礦業國家，而這些國家跟中國的工業化又是產業互補的，可以長期互補、互為有利，我們在那里投資，就能從資源的買方變成生產方。這種中國式的馬歇爾計劃，會比馬歇爾計劃更有長遠性和持久性。這些方案的設計，必須建立在中國國家戰略的基礎上，單個的企業或者集團沒有這樣的能力；簡單的貿易行為，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而目前，這種貿易商心態恰恰支配著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
總之，要全方位地在擁有資源的國家搞建設。不能單純依靠資本市場的收購，必須深入到更基礎的開發領域。因為資本收購首先面臨高溢價，其次還不一定能拿到控制權。而且，單純資本的投入有可能會被亂花掉，或被某個利益集團貪污掉，最終只能扶植出來一個不穩固的、不接地氣的階層。應樹立一個長遠意識，就像做米飯要從種水稻開始，我們必須深入碼頭、工地、車間，幫助他們搞加工業，并把中國這30年走過的道路再走一遍。要知道，所有這些技能、精神是熱衷和過度依靠金融業的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只有中國人還有這樣的能力。
致力于相互融合的全球化
中國的企業、企業家應當把自己的文明帶到全世界，與當地的文化交融。歷史上，英國、法國的殖民活動是以隔離當地人、或者滅絕本地人為手段開展的，白人與土著之間涇渭分明。而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卻是另一種模式，西班牙與當地的印第安人并沒有隔離，而是相互通婚，出現了大量印歐混血人，在文化上也相互影響，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宗教特征。西班牙人的這一模式，值得我們重視。英國、法國人雖然維持了種族、文化的純潔，但實際上，它帶來的社會文化問題更為嚴重持久，而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的融合，其問題在于他們喪失了文化上的主導權。中國人所能做的應當處于這兩者之間。這也符合中國人的文化特點：不追求種族的純潔，但有很強大的包容性。
要戰略性地投資全球，就不能只簡單依靠經濟一條腿走路。回顧歷史，從來沒有哪個大國只有經濟而沒有政治與文化的輸出。美國為了其全球戰略，在文化輸出、意識形態輸出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而我們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也必須考慮要用什么樣的文化話語走向世界，在世界上贏得足夠的尊重。中國有著“軟實力”的豐富遺產。中國人的文明理念是這個地球上最可持續、最有機的，這是我們立足的根本，也是21世紀全人類所需要的理念。作為前瞻者，我們要有信心去傳播這套文化理念。
另外，關于世界的現代化，過去有兩種理論，一是亞當·斯密理論，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美國跟歐洲是繼承了從古希臘開始的自由主義，自然跟亞當·斯密理論緊密結合在一起，讓少數人憑借競爭發展成功。但歐美人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0%～20%，是典型的少數人發展體系。自由競爭最終結果就是兩極分化，最終就是壟斷，不可能解決全世界七八十億人口現代化問題。目前只有中國在同時運用這兩種理論，這就是“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實踐證明，它符合讓多數人實現現代化的需要。這也是我們中國能夠提供給亞非拉人民的現代化經驗，并將是中國在今后30年、50年、100年提供的最重要的文化資源。
我們必須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的發展一定是建立在讓別人也發展的基礎上，中國問題的解決也必須在全球層面上才能解決。而中國發展問題的解決，會同時帶來整個世界的更為平等的發展，而不會引發搶奪資源的戰爭。因為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中國人都已經非常明確地意識到掠奪、剝削的老路是走不通的。有人會懷疑中國是否具備這樣的能力。筆者覺得這完全不成問題，因為中國的資本能力全球第一，中國的開發建設能力全球第一，中國人的適應能力全球第一，缺的只是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的整體綜合考慮基礎上的全球眼光和經驗。
現在的問題，主要是缺乏強大明確的國家意志，在民間則是缺乏海外開拓的意識。現在中國的商人遍布全球，只是層次低了一些，只關注貿易和賺錢，沒有宏觀和長遠的思維，也就形成不了合力。企業也是如此，很難形成對一個國家地區的配套設計的能力，難以長久發展。因此，我們需要國家和大商人、企業的結合。依靠國家在政治、外交、文化上的整體推動，尤其是國家資本的強力投入，去解決一些商人解決不了的問題，特別是基礎設施、公共能力的培育等。這些基本問題解決了，商人才有作為的空間。
中國的發展問題與世界緊密相關，不能割裂開來。對于國際責任，我們要有更積極的態度。不僅要制止相關的人道災難，還要能建立政治秩序。只有真正推動了亞非拉國家的持續發展，讓他們賺大錢，中國賺小頭，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而不只是貿易伙伴、生意伙伴，如此，才能與它們共同發展。只有通過這樣的實踐，中國才能樹立自己的國際形象，才能有名正言順的號召力，同時也符合國際道義的需要。中國的成功將是人口占多數的世界的成功。
?? ? ? ? ? （作者單位：上海證大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