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飚
從“占中”到“占鐘”
幾乎所有的媒體──香港的、大陸的、西方的，不管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都把2014年9月26日以來香港關于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的抗議，特別是28日以后升級的對峙，稱為“占中”運動。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則應該注意到，占中組織者在28日凌晨宣布“占中開始”，在事實中開始的不是占“中” （占領中環），而是占“鐘” （占領金鐘）。“中”、“鐘”之別，不僅是地理位置的不同。[1]“占中”是香港部分學界、法律界和宗教界人士在2013年初發起的有關2017年選舉改革的運動。占中組織者在發起后，積極宣傳動員、討論方案、與包括大陸在內的各方面接觸。他們計劃，如果上述努力不能實現他們提議的方案，將占領作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環，堵塞香港的經濟命脈，以實現其政治訴求。
“占鐘”則是9月26日深夜，部分學生因為爬入香港特區政府前的公民廣場被警察逮捕后而形成的全港性運動。部分群眾在旺角、尖沙咀和銅鑼灣──香港典型的高密度商業市井生活地段──設置路障、搭撐帳篷，進行“占領”。香港社會生活受到明顯干擾，國際媒體高度關注。10月20日香港高級法院下禁制令，占領者必需立即離開仍被占領的金鐘和旺角。21日學生代表和港府代表進行了兩個小時、電視直播的對話。至11月初，各方面沒有統一意見，但是同意通過和平對話尋求解決方案。[2]
盡管“占中”和“占鐘”所表達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即爭取“真普選”、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改變其8月31日關于特首普選和立法委員會委員選舉辦法的決議，但是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中環是整個香港的象征，金鐘是香港政府所在地。占領中環，意在表示自己代表整個香港要求政制改革。占鐘則是包括學生在內的各界市民針對香港警察和政府強硬措施的反應。不少占鐘者并沒有積極參與對選舉方案的討論，也不贊同占中的行動方案，但是28日以后走上街頭，表示要保護學生、問責港府。簡言之，占中是規模有限但是主旨宏大的一項社會運動，而占鐘則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港府的，規模龐大，但是起始主旨有限，它帶有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突然形成的事件。
要區分占中和占鐘，是要防止把有關政治體制安排的長遠考慮和一時一地的緊急應對綁在了一起。香港有不同政見應該很正常；要警惕的是，在民間累積的、模糊的但又普遍的“反中”情緒找到把自己合理化的政治語言。當彌散的社會情緒和激進的政治訴求結合在一起，可能帶來長期的不穩定，也可能使香港群眾對民主的合理追求被狹隘的地方主義綁架。把在“一國”框架下對“兩制”具體做法的探討，變成中–港兩個社會間的對立。
理解原計劃的占中怎樣變成了事實上自發的占鐘，將幫助我們把握特定的政治訴求如何轉化成群眾行動，同時也幫助我們理解群眾間多樣的情緒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帶動。面對社會媒體高度發達時代的 “占領”式的社會運動，這樣的分析顯然是重要的。為此，我們首先必需直面這場運動，直接地從發生了什么本身來理解究竟發生了什么。不把它當作某個純粹理念（“民主”）的直接化身，也不把它處理成國際陰謀下的幻影。正視它，我們要看到它在當下的內部的復雜性，同時也看到這個當下、這個內部，是怎么在歷史上形成的。
在下文，我將先分析這次運動中的核心要求，即香港的“民主”與“自治（自主）”，來看其歷史形成的脈絡和在現實中的興起與局限。然后我再回到“一國兩制”的框架以及它和中國“黨-國家”體制的關系。前者希望能呈現大陸的歷史經驗對當下香港可能具有的參考價值，后者則將嘗試探討這次香港治理危機對思考中國政治潛在的建設性意義。
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
2017年香港特首的普選方案，是這次運動的中心問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4年6月10日發表題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通過決議：特首選舉，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2~3名候選人，每個候選人必須得到50%以上的提名委員會委員的認可，然后全港登記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這是對現在由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特首的辦法的改革，以落實《基本法》中承諾的普選。2017年的提名委員會為現在選舉委員會的延續，由1200名來自四個“功能界別”[3]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由各界指定的投票人按分配名額選舉產生。反對者認為提名委員會的名額分配和選舉辦法不反映香港的社會構成，事實上傾向于工商界和所謂“親北京派”。規定每個候選人必需要得到50%以上的提名委員會委員的認可才能出閘，事實上是斷絕了民主派執政的可能。“愛國愛港”的要求，沒有客觀標準，不符合基本法中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的規定。他們從而提出，特首候選人應該由公民直接提名（“公提”），或者由各政黨提名，然后全港直接選舉，是為 “真普選”。
但是，在“求民主、保自治”的口號下也攜帶著各種其他因素。對很多占領的參與者來說，這些因素比特首選舉的方案更為直接和重要。首先，民眾對香港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極大的貧富差距、年輕一代（即“第四世代”）缺乏流動機會，日益不滿。地產和金融控制香港經濟，雖然表面繁榮，但是無助于普通民生。香港地產由極少數家族把持，房價成為市民大眾極大的生活負擔。大學畢業生告訴我，近20年來大學畢業生工資上漲有限，而房租則漲了近10倍。這些問題所以和“民主”聯系在一起，因為不少香港人認為，中央為了自上而下地治港，支持聯合香港的地產和金融資本，強化了社會不平等。“港人治港”實為“商人治港”。而大陸反腐中不斷揭示出來的高官把香港作為不法資產處理的基地，更引發香港的恐懼。近來曝光的香港公務員腐敗、傳統主流媒體（特別是電視臺）的缺乏中立性，也被認為是大陸方面干預過多的結果。部分港人認為，除非實現真普選，港府不會真正重視港人的意見、著手改變現狀。
其次，對香港的國內、國際地位下降的強烈危機感。香港的GDP不僅已經落后于上海、北京，也將被廣州、深圳超過；一向被港人多少瞧不起的新加坡也直追香港的國際地位。[4]這一危機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下金蛋的天鵝變成了不高興的小鴨。民主派由此覺得要加速行動，既然經濟上的優勢不斷下降，必須轉向政治上的壓力，以求“自救”。
再次，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社會的隔閡與逆反情緒，也不容忽視。且不論自由行、大陸水貨客、孕婦產房床位、空氣污染、就業競爭等等很多普通市民反復提及的話題，[5]就是在關于普選方案的理性討論中，這一情緒也相當明顯。比如，很多學者、學生很不認同人大常委會的8/31方案，不僅是因為其對候選人的限定，也恰恰是因為其引入了“普選”。他們認為，讓香港一人一票選擇事先控制好的候選人，這意味著對香港選民的政治人格和尊嚴的蔑視，還不如不普選。一個大學生問我：“憑什么把你自己想講的話硬塞到我們的嘴里？”在人大常委會發布其決議之前，香港各方參與了政府主持的意見咨詢，提出多樣建議，但在不少人看來，人大的決議不僅沒有反映這些要求，而且選擇了幾乎是最苛刻的方案；甚至不愿意做一點姿態性的妥協動作。這種對立感對運動后來的發展方向有重要影響。
因此，占領派的民主與自治權的訴求有虛有實。實者，它有具體所指；虛者，它調動糅合了多種社會情緒。民主話語在這次運動中，特別能夠以實帶虛，形成巨大的動員力，是和它強烈的外向指示性聯系在一起的：即它是直接指向中央政府的，是一個抗議型的口號。民主的內在過程和實質性效果──普選為什么會增加香港的經濟公正？民主為什么會提升香港的經濟結構？特別是，在當前情況下，香港的不同社會力量如何能夠形成有效有序的民主格局？──是很不清楚的。正因為內在的模糊和粗線條化，對外才成了一個嘹亮的單音符。要理解這次運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就需要分析這一外向性。
外向性是香港的民主化進程的一個歷史特征。香港民主政黨起源于1990年。1992年彭定康來港后，不顧前任和中方形成的默契、甚至罔置倫敦方面的質疑，大力高速推進政治民主化。中國方面同時加緊在港培養扶植政團政黨。有人“突然”民主，有人“突然”愛國。今天 “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對立決定香港政界格局，很難說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社會的內部關系。香港民主的外向性又聯系到它對形式化的政治民主（相對于實質性的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強調。香港的基本社會福利、法治建設和政治表達自由在1970年代以來港英政府控制之下基本成型，[6]這些權益不是民主化的目標；民主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和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這也導致了民主運動中的綱領偏于抽象，比如占中計劃強調人大的方案要修正，原因之一是它不符合“國際標準”。而部分民主派試圖把香港問題的國際化，利用其他國家和中國之間可能的矛盾關系，則把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推向極端。
指出香港民主化的外向性特征，當然不意味著民主運動不值得重視。相反，只有認識到歷史發展的復雜軌跡，方能更穩健地推進當下的民主建設（而非僅僅局限于“運動”）。1980年代后期中國民眾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對以官倒腐敗的痛恨，以及對驟然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的不知所措，都被表達為對政治民主的追求。人們似乎以為，一旦照亮民主之光，一系列問題將迎刃而解。關于究竟如何民主化，反倒幾乎沒有任何具體設想。具體的社會矛盾被抽象地化約為民主政治。這導致了三個具有深遠影響的后果：
第一，對社會問題的簡單化約造成運動期間的意見高度一致性，從而使態度不斷激進，政治要求不斷提高。在政治互動中自斷了退路。
第二，“民主”話語籠罩了各種社會問題，使這些問題長期沒有被細致分析。以至于，對運動的積極因素和局限都沒形成深入反思，從而不能對后來的社會變化提供分析性的參考意見。
第三，由于運動偏離原初目標，運動結束后，社會各界對運動原本針對的權力和市場關系扭曲的問題也就缺失反思和批判。其結果，市場化高歌猛進、所向披靡，經濟不平等空前加劇。在GDP連連創高的光輝下，錢權聯盟在各層各界悄然成型。[7]
因此，究竟應該怎么分析香港的金融和地產資本的地位？挑戰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在現實中究竟有哪些具體的撬動點和撬動器？香港和大陸、亞洲、世界的關系面臨著歷史性的變化，究竟該怎么理解和應對這一趨勢？普選本身不能回答這些問題。相反，如果過于關注形式化政治民主的問題，可能讓這些真問題被隱藏起來。當運動過去，不管政制形式如何變化，既得利益的核心群體可能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有可能只為以新面目出現的保守勢力提供合法性。[8]
如果說民主訴求的外向性是間接的，那么自治權當然是直接對外的。“香港不能變成另一個中國的城市”，這是一些民主派的疾呼，也是不少普通市民的擔心。香港確實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城市經濟體。但是，香港的自主性是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今天又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香港的自主是由她在1997年以前，相當特別的殖民地地位決定的。香港是英國事實上的殖民地，英方保護其安全，保證基本的秩序；但是她又不是正式的殖民地，英政府抱著“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想法，沒有在香港實行“深度殖民主義”。在香港島的精英沒有被深度英化，更不用說九龍城的三教九流了，從而使香港的日常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英方推行典型的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商業貿易盡量少受公共福利支出、勞動權益保護等“社會外部性”的干擾（這當然和英國本土在戰后的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很多來到香港的新移民，也抱著“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想法，一心追求經濟上的生存和發展。這樣，香港成了世界上最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城市。她更像是一個一切都在隨時流動的集貿市場，而不是歷史沉淀成的一方水土（這可能也解釋了近年來年輕一代發現香港“鄉土”的興奮）。她是一個開放的平臺，接納各色人等前來角逐，收進場費、賺茶水錢。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不受約束、自主自治，而其前提是香港作為一個社會的政治性格的缺失。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以后吸引華人精英從政，一方面允許華人社會在經濟和日常生活上自主，另一方面又防止這一社會自主性政治化，防止它導致和政府完全隔裂甚至對立。也即，所謂的自治，是在嚴格的政治關系界定（即港英政府和當地社會之間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下的一種行政管理方式，而非政治意義上的自治。[9]
香港這一經濟高度自由、政治性格缺失的特性，又為她在二戰以后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特殊的優勢。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起飛，是和冷戰格局密不可分的。由于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被排除在被西方控制的世界市場體系之外，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孤立（既是選擇了孤立，也是被孤立），不僅為其他亞洲國家留出了巨大市場，而且使它們獲得西方的支持，以優惠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去。而香港又有其他小龍、小虎不可比擬的優勢，即她幾乎壟斷了孤立中的中國和西方之間貿易。香港的自主自治不是她與世隔絕，而是正是因為多方需要這個非政治的平臺和門戶；其自主自治不是她自有一套政治民主，而恰恰是因為她是沒有政治主體資格的多方“不管”的自由港；其繁榮不靠內生，而由其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特殊位置決定。
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的開放，世界格局大變。中國不一樣了，香港的位置也必然不一樣。香港的“非政治”，不僅在形式上不復存在，而且在實質上沒有意義：冷戰后的全球化世界，政治和經濟互相深深嵌入，但是沒有一一對應的關系，政治上的死對頭可能正是經濟貿易上的好伙伴。在這個意義上，意欲用政治化手段來追求自主性，保持甚至恢復原來的特殊的經濟地位，在邏輯上可能是自相矛盾的，在實踐中更不符合歷史經驗。[10]
香港民主化的進一步推進，可能要考慮兩點。
第一，如何逐步克服其民主訴求的外向性。外向性最明顯的“港獨”思潮，其危險不在于它會導致分裂──這一可能性極小──而在于它可能扼殺香港運動中的積極因素，把社會中的積極能量導向所謂狹隘的“你我”劃線問題。“港獨”是直接針對大陸的，但是和這一思潮緊密相關的，是香港社會中排外和種族歧視的傾向──不僅針對大陸客，也針對各種外國人和外地人，甚至包括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11]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長期的經濟自由主義、高頻度的跨文化交往，沒有帶來社會意義上的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上的世界主義？其原因可能還在于其本土政治性格的缺乏。有效的多元文化主義需要通過持久的政治辯論、社會行動而達成。如何扎實地建設本地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和生活方式，防止排外的地方主義，像這樣的事關社會內生的問題，是需要正視的重要課題。
第二，香港的進一步民主化，必然是全中國政治文明演化的一部分。以自治求民主，以保持和中國其他部分的距離而發展民主，在長期是行不通的。連墻、門都不在了，怎么可能關起門來搞民主？這就意味著要認真考慮外部條件。如果香港和中國現行國家體制嚴重抵觸，那么不管其模式如何理想，結果很可能得不償失。
如上所述，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歷史和中國的黨–國家體制形成的歷史沒有直接關聯。香港的民主派應該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的特殊歷史軌跡，特別是它和中國共產黨在近代史上形成的關系。香港從19世紀晚期的發達來自于它的政治主體資格的缺乏，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的政治性格的曖昧；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的“崛起”，則得益于其在長期革命和在冷戰對美、蘇孤立中而形成的鮮明政治性格，以及對于政治自主原則的堅持（如不輕易跟從西方的經濟政策、習慣于用政治角度分析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充分關注彼此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只是抽象地給雙方貼上“民主”或“專制”的標簽，那將毫無助于溝通和建設。
大陸也值得把香港的各種探索看作是中國政治創新的一個機會。在初始動機上，占領派的意見并非無合理性。如果把民主派的從政機會徹底堵死，那很可能適得其反，促進著他們激進化，甚至偏執化。他們只能從事抗議性政治、甚至是對抗性政治。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拉布”（ filibuster，即找茬不讓政府的提議通過。但是在香港由于功能界別的存在，拉布基本不可能阻止提議的通過，只能拖延時間，打消耗戰）、糾纏于無聊細瑣的議題、只講紛爭不講合作，固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黨很難提高境界，成熟發展。如果香港能夠探索出新的政治民主協商的辦法來，那將對整個國家具有極大的意義。
領導權的變化
在對一國兩制的諸多討論中，大部分論者關注這個構想背后的考慮，比如當時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中央對香港的“充分利用、長期打算”的一貫思想、港英政府在香港的客觀影響等等。但一個沒有引起充分注意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當時鄧小平能夠提出這樣的構想？鄧小平顯然意識到一國兩制可能會帶來種種沖突，但他認為這些沖突是次要的麻煩，不應該阻礙方向性的戰略判斷。為什么三十年后，麻煩顯得如此棘手？
在論述一國兩制的意義時，曾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工作三年的法學家強世功，不僅追溯到中國共產黨對西藏、臺灣問題的解決思路，也將之和中國漢唐以來的帝國形態相聯系；認為這種國家主權的多樣的內在構成方式是中華民族存在的特別方式，具有“長歷史”所賦予的合法性。[12]以世界之大、人類經驗之豐富，統一主權下多樣治權的形式是否是中國獨有，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的實踐確實不同于源于歐洲的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本身是一個理想類型，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真正符合這一模式。在這里似乎不宜把具體實踐和一般理論上的差異理解為類型的不同。與其把一國兩制的構想看作是千年天朝的延續，不如首先把它理解為現實條件下的生動實踐，從而考察它和歷史上的主權構成的具體異同。
從歷史上看，一個統一的國家主權容納多樣次級政治主體，可能一般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它需要一個超越國家機器的主權象征，比如帶有多樣宗教身份的清朝皇帝和維多利亞女皇。現代國家的主權方式所以比較單一固化，因為現代國家沒有超越國家本身的主權象征。而中國共產黨則在當代扮演了這個獨特角色。這個角色是歷史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線索是其強大的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和自上而下的組織制度建設的結合與交叉。由于前者具有顛覆性，后者具有保守性，這樣的結合是獨特的。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推翻執權者為基本使命，但是她發展地方蘇維埃、建立根據地、形成解放區，在這些地方推行土地改革，發展經濟，頒布法律法規，試驗民主治理，獲得豐富的治國經驗。“武裝割據”的戰略意義，正在于把局部建設和全國革命結合在一起。局部的建設使全國革命具有持續性。如果在1949年之前是以建設支持革命，在1949年之后，是以革命運動的方式推進建設。1949年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很長時間里依然是一個“執政的革命黨”。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同時具有強大的群眾動員和社會治理能力，既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政黨，也超越了作為官僚體系的國家。[13]正是基于中國共產黨的特殊地位，鄧小平可以舉重若輕，提出一國兩制。如果在一個多黨民主體制下，既有的邦聯或者聯邦的體制會得到維持，但是很難進行從無到有的創新，引入新的國家構成的方案。典型的專制體制一般是脆弱的，往往依靠狹隘的民族主義等右派勢力，比在民主體制下更難做出這類的體制創新。
第二，它需要強大的意識形態和高度的政治自信，比如殖民主義時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文明進化論，清帝國以儒學為核心的天朝思想，以及1980年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意識形態在當時都得到精英分子的真心認同，同時對大眾也有相當的說服力。在解釋為什么說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鄧小平在1988年明確說：“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變。”正是基于這一對未來“不需要變”的歷史判斷，才形成“不能變”的現實策略。也正是基于對“不需要變”的判斷，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一國兩制決不是“信口開河”。[14] 這是建立在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上的。
高度受認可的權威和強大意識形態的結合，形成了“領導權”。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展出來的各種論說，特別是葛蘭西、列寧、托洛茨基到毛澤東的關于革命運動的理論，我們可以初步認為，現代政治中的領導權應該包含三個因素。一是對歷史發展方向的展望，在宏大的歷史脈絡下說明政黨的使命，從而使得政黨擺脫一時一地的利益要求，也不被保守的政治要求（如捍衛傳統信仰、捍衛民族利益）所挾持；二是要有嚴明的紀律、發達的組織，從而有能力發動廣泛群眾；三是有一個強大的干部隊伍，即來自各界群眾、信念堅定、以身作則的優秀分子。如毛澤東強調的，干部隊伍是重中之重。領導權不僅是政治上要有正當性，理論上有說服力，而且還要有道德上的吸引力、情感上的親密性。這是靠一個個的干部日復一日，以身作則“做”出來的。干部是黨和群眾的具體連接點。沒有干部就沒有一切；而有了干部就可以發展出政治理論和有效組織。干部的作用也把領導權和控制權區分開來。領導權總是要在創新探索中去爭取，在面對不斷的挑戰中發展，而不是靠一套既定的體制機械地控制。領導權離不開群眾路線。領導權是從實踐著的“領導力”中浮現出來的權力，而控制權是要先對權力關系作界定，從固化的權力關系中得到對社會生活的主導能力。當政黨對其領導權有高度自信，而機械性的控制力相對弱化的情況下，其政治想象力往往是最豐富的、創新能力最強。[15]
中國共產黨對領導權的自信，是1951年關于西藏的“十七條協議”，1981年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的“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即“葉九條”），和稍后對港“十二條”的提出的共同背景特征。不管是在建國初期還是“文革”后撥亂反正，中國共產黨自信是在領導一項必然得到人們支持的偉大事業。除了對香港、臺灣，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領導權也是1950年代和1980年代少數民族政策創新的條件。
1990年代以后，一國兩制構想提出時的原初背景發生了很大變化。1992年以來的經濟市場化，似乎重新確立了社會共識、強化了執政黨的權威，但是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主義”和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重要不同。1980年代的發展是硬道理多少是一種意識形態，其 “硬”是具有實質性、說服力的硬，有精神飽滿的一面；而1992年以后的發展是硬道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各種社會問題失語的反應、是對社會矛盾“消化”的手段，其“硬”是手段的硬、強加的硬。“三個代表”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希望調整她原來的領導權的基礎，即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工農代表的身份，轉而在形式上追求成為全民黨。其控制力的增強，行政權覆蓋面的擴大，與其實質領導權的下降，構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2003年中國共產黨強調弱勢群體利益、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樹立親民形象。但是由于沒有正面觸及各種深層問題，社會不平等在此間反而加劇，出現了中央政府的道德化（如“為民請命”），而地方政府行為功利化甚至愈來愈具有掠奪性的格局。[16] “維穩”成為解決各種問題的法寶。2008年以來又出現一個轉折。國家財富的高速擴張（體現在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少數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壟斷式發展、地方政府對土地等稀有資源的投機式的運作），西方的經濟危機和由此帶出的全世界對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反思，強化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主義理論。“中國模式”、“中華文明崛起”、“道路自信、體制自信”的論述是這一變化的反映。但是，這種威權自信和領導力是兩回事。
一國兩制的“兩制”，在官方語言仍然被定義為“大陸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這樣的定義顯然和現實有所不符。對很多人來說，現實中兩制間最明顯、最直接的差別是一黨和多黨的差別。但是我們不能簡單把一黨等同于專制，多黨等同于民主，從而斷定前者必然被后者替代。如前所述，正是強大的一黨執政的“黨–國家”體制，才使一國兩制的構想成為可能。一黨和多黨的關系也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黨派之間對權力的爭奪。問題主要不在黨和黨之間的關系，而是黨和國家的關系。正是因為黨在當時相對的超越性，她可以構想“一國”中容納“兩制”甚至多制。如果黨和國家高度同構，黨沒有以超越于國的姿態領導國家，反而要依靠國家而存在，那么，這樣條件下的黨缺乏領導權，“國”缺乏彈性和包容力。
香港的問題，之所以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地方–中央分權的問題，不僅僅是因為香港具有一般地方政府不具有的法律地位，而且也是因為大陸的地方–中央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黨的行政化來協調的。地方和中央之間的經濟利益和行政權力的博弈，歸根到底是靠黨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人事任命來決定。黨和地方社會的有機聯系，在很大程度上被黨本身的行政化、黨和政府的同構化而削弱。換句話說，黨對國家機器的整合，取代了她對社會生活的整合。在香港，黨既不能以行政化的上下級手段管治，也沒有發揮其傳統意識形態領導力、和地方社會發生有機的聯系。而和港商形成默契、進行半公開的、以利益連帶為基礎的委托式管治，則正是目前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用“分權”以及“主權–治權”關系的框架分析香港問題，只能揭示問題的一部分。[17]
而且，以多黨間對立性競爭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對香港也不一定合適。但是香港的困局，確實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應該如何爭取對國家的領導權的問題。在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是和其長期的武裝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對“文革”的檢討分不開的。同時，香港在當時沒有政黨力量，不存在政治理念和話語的競爭。香港今天的運動揭示了新的挑戰，政治訴求的多樣化明顯上升。這一歷史挑戰，在大陸同樣存在。所以，香港的問題不是她和大陸太不一樣，而是她以獨特的方式指出了中國政治整體的深層矛盾。如果直面香港的這次運動，找到問題的癥結及其可能的積極因素，或許可以成為中國探索政治格局創新的重要契機。
（作者單位：牛津大學人類學院）
*.譚同學、卓嘉健、梁雅茜、劉抒曼、王芊霓、夏文彥、趙彥寧、黃舒楣等師友對本文的前一稿提出了大量重要的修改意見。我感謝余盛峰先生的鼓勵和對該文的多方面的幫助。
1.中環和金鐘在日常用語中指這兩個地鐵站的周邊地段，它們同屬香港島上的中西區，相互連接。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金鐘則由于2011年香港政府總部大樓的落成而成為行政中心。
2.本文中對“占中”到“占鐘”的信息，來自對香港和各國(地)中、英文媒體，特別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相關報道，和我本人在10月5日~8日間在香港當地的觀察。卓嘉健和梁雅茜提供了重要幫助，謹致謝意。
3.此四界別為(1)工商金融界，(2)專業界，(3)勞工、社會、宗教界，(4)政治界。
4.根據在廣州的中國智庫智谷趨勢(Trigger Trend)2014年8月的報告，1997年香港GDP占中國總GDP的15.6%，2013年只占2.9%。2010年，上海GDP超過香港，2011年北京超越，預計到2017年廣州、深圳和天津GDP將超過香港。見Foreign Policy， “Report: Hong Kong Becoming ‘Mere Second-Tier’ Chinese City” 2014年9月2日。
5.水貨客指在香港以自用消費的名義購買手機、電器、箱包、食品等，不經過報關而運入大陸境內，進行轉手倒賣的個體商戶。水貨客是過境貿易中長期存在的歷史現象。2012年以來，大陸水貨客的大量購買造成香港市面上嬰兒奶粉短缺，從而引起社會不滿。
6.香港是在沒有民主、在“行政吸納政治”的格局下獲得這些基本權益的。但是這并不意味整個歷史過程是非政治性的。香港民生在1970年代的改善，最重要的原因是1967年帶有暴力性的、受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的激進“反英抗暴”運動。港英政府正是從這次運動中吸取教訓，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
7.汪暉對此問題做了開創性的分析，見其“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第5期；《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三聯書店，2008年。
8.例如，到2012年中，“阿拉伯之春”演變成為“阿拉伯之冬”。雖然群眾運動迅速地顛覆長期執政的當權政府，但是沒有真正深入農村、深入工農，沒有有效地建設民主。革命后的國家或者被原教旨式的宗教勢力把持，或者被軍人掌控，或者陷入內戰。
9.強世功對此做了精辟的總結和分析，見“行政吸納政治的反思”，《讀書》，2007年第9期。同時參見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0.多遭港人詬病的“自由行”政策，即為2003年“非典”后的香港經濟走出低谷，發揮了重要作用。
11.香港社會中存在的排外和歧視，不完全是種族性的，而是跟經濟地位直接相關的。低層的歐美人可能比富有的印裔更受排斥。這也是其“純粹”商業資本主義的一個特色。
12.強世功：“一國之謎：country vs. state”,《讀書》，2008年，第7期； “一國之謎：中國 vs. 帝國”《讀書》2008年第8期。關于中國的歷史上的帝國和現代國家的關系，近來不少學者做了論述。最系統的可能是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三聯書店，2004年。另見葛兆光，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華書局。
13.這和汪暉指出的，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具有“超級政黨”和“超政黨”的雙重要素，有直接的聯系。根據汪暉的說法，所謂“超級政黨”是指競爭中的國共兩黨均不以形成議會框架下的競爭型政黨政治為宗旨，而以形成霸權性政黨（或稱領導性政黨）體制為目標。所謂“超政黨”是指兩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議會框架下的多黨或兩黨政治。它們更接近于葛蘭西所謂能夠代表未來的“新君主”。汪暉：《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與“后政黨的政治”》，《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14.鄧小平，“要吸收國際的經驗” (1988年6月3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有關論述見列寧《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1902)。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論新階段”(1938)；“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等。
16.見項飚：“普通人的“國家”理論”，《開放時代》2010年10月號。
17.香港學者劉兆佳又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和香港的關系中另一個糾結。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當然也是香港的執政黨，這為種種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埋下了伏筆。劉兆佳：《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香港：商務印書館，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