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時代的核心命題，是圍繞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展開的，政企分開、國退民進、減員增效、放權讓利，這一系列構成了中國市場轉型和治理目標轉移的新型話語。在經濟領域之外，伴隨革命意識形態向發展主義導向的變遷，在政治、立法、行政、司法各個領域也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變化，特別是市場力量的迅速崛起，帶來了中國社會的空前活力，市場主義也很快成為朝野各方共同接受的共識。在改革的黃金時代，市場參與各方都成為經濟增量的受益者，市場也因此成為自由、平等、效率和公正的代名詞。在市場主義的話語影響下，依法行政、司法獨立、中產社會、城鄉融合，這些愿景很快成為改革承諾和民眾預期的焦點，伴隨改革和市場力量的深化，這一切似乎將順利到來。

在這種改革話語下，市場的力量來源于某種“自由放任”的魔力，它既指向市場的自由交換、合同的自愿履行、財產的神圣保護這些原則，同時也空前地卸掉了全能時代國家利維坦的重負。既然某種程度的“甩包袱”能夠帶來超出預期的績效，這種自由放任魔力的影響，也就很快使計劃時代的福利許諾喪失了說服力。19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之后，這種“自由放任”的改革藍圖，很快就在中央與地方達成的政治默契中迅速推向全國。正如鄭永年在文章中指出的，這種沒有約束的市場主義甚至比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方案更為激進，幾乎所有的社會領域，包括在其他國家要承擔社會政策和福利功能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領域，也無一例外地被貨幣化和市場化，而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因為缺乏與“招商引資”“錦標賽體制”的抗衡能力，也自然很難推動政府在法治、監管、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方面有所作為。

這隨之形成了新時期改革話語的內在困境，既然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于市場的自由放任，那么改變這種市場自由放任的政府力量的增強，也就容易被視為倒退的威脅，特別是，舊的體制存量也可能利用這一改變，形成與壟斷資本利益集團新的政治聯盟，并利用自由放任和政府導控的雙重套利空間，從而改變改革黃金時代的利益分享格局。但現實的問題是，繼續的自由放任似乎正在諸多層面形成深刻危機，乃至消解改革的內在正當性和吸引力。在這種新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陷入了難以擺脫的泥沼，這些困境，既在祝東力對1990年代以來兩個經濟周期跨度的比較，也在強世功對三十年“律法中心主義”和“法院中心主義”法治危機的描述中，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歐樹軍所言，貧富分化或兩極分化正呈現出全球化趨勢，19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浪潮——即資本的急劇擴張與政府干預主義的新型結合——也與1979年之后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形成呼應之勢。今日全球范圍的政治反抗運動，都在要求政府做出新的政治承諾以形成新的社會保護力量，這無疑也將是中國未來三十年再出發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