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手記

一段可以被稱為時代的歷史，是值得被后世的人們不斷談論，或者懷念的。然而，對生活于其中的人們而言，時代的開啟或者落幕，其所產生的震蕩和沖擊，卻不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能夠完全稀釋的。無論變革的方式是激烈還是和緩，人們總會燃起新的希望或者焦慮，總會有所期待或者不安。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是從總體社會的松動和瓦解開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個自由放任的歷史階段，人們通俗地用“放權讓利”來概括它。這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對市場的退讓縱容、對社會組織的默許鼓勵，乃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寬容——政府幾乎不再主動介入民眾的個人觀念和精神世界，一般情況下，他只是被動地防守。與此相伴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也形成了相應的風尚和氣質，為了鼓勵創新和進取，人們常常被默許或者追認對既存制度和規則的突破。這是一個勇敢者的時代，所有的人們都在為即將到來的美好日子使出渾身解數。每個人的耳畔似乎都回響著這樣的吶喊：“大膽，再大膽一些”，美好的日子就會到來，他們也總能獲得“可以，可以，還是可以”的答復。

在人們的心目中，改革就是自由放任，保守就是反自由放任。

但是，正如研究者們所指出的那樣，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改革已經悄然發生了巨大變化。許多自認改革者的人們開始疑惑和抱怨：市場的空間被壓縮，社會組織停滯不前，階層間的流動日益困難。但他們依然相信自由放任的改革最終會克服所有這一切。直到2008年以來，他們才吃驚地發現中國走向了和他們的預期完全不同的方向。中共十八大以來，隨著一種新的、自覺的、主動的時代精神迅速登場，自由放任的時代落幕了。

沒有人有足夠的智慧和膽量預言這個新的時代。我們只是看到，隨著一個個貪腐官員的落馬，過去的潛規則一一失效；隨著一項項規定的出臺，過去的默許退讓一一被廢止；在意識形態領域，他也不再回避自己的主張，而是表現出強烈的好惡愛憎。在外交、民族政策領域我們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的劇烈和決心。回響在人們耳畔的聲音變為冷峻的“不，不，還是不行”。我們也發現，這一變化并不是來自一兩個人，或者一群人的推動，它與社會文化民情的變化息息相關，對于自由放任的擁護和期待，早已不是民眾的共識；它與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一脈相承。經濟結構的變遷，國力的壯大所改變的東西遠遠高于我們的估計。令所有人吃驚的是，這個政黨有著如此堅韌的生命力，它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不斷迸發出自我革命式的調整能力。

我們并不敢肯定逝去的時代是否會真的一去不返，我們也不確信用自由放任來概括這一“鍍金時代”是否妥當，我們也不知道如何給新的時代命名：威權？國家主義？中國道路的政治定型？我們只是深信，中國有著自己的邏輯，而這一邏輯尚未被充分揭示，因此，我們才會不斷地被時代變遷所震驚。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