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圍內群體性抗議事件的高頻爆發讓這樣一類人集體登臺，他們的階級特性似乎很模糊，但群體特點又十分鮮明，他們并非一無所有，卻在國家更加富裕的過程中經歷貧窮。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默默無聞，并無意制造暴力沖突，但由于脆弱的承受能力，他們經常淪為“揭竿而起”的“難民”。“農民工二代”、“蟻族”和“混混”是他們的中國名字，美國華爾街、弗格森小鎮和香港金鐘是他們的國際“戰場”。貧窮從物質層面向他們的精神和心理層面蔓延，無法脫離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他們只能游走在城市中，幽靈般撿拾上層社會丟棄的資源碎片，卻無法拼湊起自己可預見的生存前景。
正如熊易寒所說，“新窮人”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全球現象，它跨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區別，而成為全球化世界的共同特點，每個地區，不論發達與落后，總有這樣一群缺乏社會歸屬感和行業認同感的人，游蕩在城市的邊界，徘徊在失業的邊緣，“新窮人”不是一個新的階級，工人的黃金時代已經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中結束，這些失去庇護的散兵游勇日常的哀怨湮沒在風生水起的全球化洪流中，而積郁的爆發也總是無疾而終——不論是美國華爾街上振振有詞的工薪階層，還是廣州新塘義憤填膺的外來務工者，都逃不脫最終被清場的命運，回歸現實的軌跡，他們終還是那些悲催的日復一日在城市夾縫中討生活的人們。
在中國，黃巖文中的陳華輝與陳江父子就是典型的“新窮人”，費盡全力離開農村的農一代在城市中延續著貧窮的命運，而農二代卻依然被阻隔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灰色地帶，城市戶籍制度是“陳江們”融入城市的“禁入令”，卻同時也是他們成為“在游族”的“準生證”，作為城市化浪潮中的“插班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一直通過壓榨農村資源來滿足自身的發展，而處在全球化鏈條末端的中國工廠則通過盤剝這些渴望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來實現最大利潤，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陳江為了尋找扎根城市的契機而努力堅持著，但他能堅持多久？
也許在外人看來，相比通過暴力手段維持生計的“混混”們，陳江算是幸運的，然而新生代農民工與小“混混”之間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正如汪建華的分析，年輕農民工中的不少人因為厭惡乏味的流水線和在工廠、工地間疲于奔命的生活而被城市中的幫派團體所俘虜，在訴求難以表達、生計維持艱難、上升通道阻滯的環境里，成為“混混”的年輕人看到了跳出輪回的一點曙光，但這只是他們的幻想，雖然幫派團體在某種層面上功能性地補足了工會缺失帶來的困境，這種補足卻始終是不穩定且高風險的，它必須承受來自幫派內部斗爭和社會治安力量的雙重打擊，這種暴力與欲望交織的生活不過是“新窮人”的自我麻醉，如陳柏峰文中所述，在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加劇的現代中國，老“混混”已然淪為家庭的累贅，年輕一代卻仍對“混世成功”的價值觀趨之若鶩。然而諷刺的是，在城市一方面竭力汲取新工人群體的勞力資源又極力排斥他們融入城市的同時，這種被城市所鄙夷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反過來塑造現代中國的城市文化，在如今流動人口大軍攻占中國各大一線城市的現實情況下，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不僅處在迅速城市化的風口浪尖，也處在“新窮人時代”的漩渦中心 ，如田方萌所言，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性”需求已經向“發展性”需求轉變，因而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去安置這些游蕩在城市邊緣躁動不安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