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2013年底互聯網移動設備的數量超過了全世界人口總數，其中最為迅猛的移動流量增長發生在中東和非洲地區。這一趨勢顯示出過去十年中至為重要的兩個問題。第一，技術迅速創建了一個高密度的全球通訊網絡，將身處世界各地的人們緊密聯系起來。第二，這一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愈見普遍。依靠強大的移動設備和無線網絡，信息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進行分享與接收。發展經濟學和政治行為學在此方面已經頗有建樹，而國際政治研究直到最近才開始發掘到信息技術對抗爭政治的理論意義。臉書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究竟是不是關鍵的催化劑？社交媒體是否真是一種“解放技術”？以往研究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是籠統的，缺乏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撐。有鑒于此，《和平研究》（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雜志于2015年3月推出特刊，選編研究論文對通訊技術與抗爭政治之關系進行了理論推導和實證研究。
現代通訊技術以數字化為基本特征，以手機和互聯網為主要代表，以電子化、計算機可讀性信息為表現形式。其中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數字信息傳播的廣泛性，其速度之快、覆蓋面之廣、硬件之先進，使人們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而進行信息交流；第二，信息傳播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傳統傳播技術往往只關注某一類信息，而現代信息傳播的內容不再拘泥于特定類別，豐富的信息能夠大大增強信息交流的社會效果；第三，用于播散信息的網絡類型也發生了變化。以往的信息網絡存在一個中心節點，由此節點將信息向受眾傳送。作為現代信息傳播基礎的互聯網則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結構，基于對等網絡形成了遠比傳統媒體網絡復雜得多的信息結構。在所謂“網絡2.0”的時代，任何人都可以是一個自媒體，通過社交網絡為不特定的、無限多的人提供資訊。
基于這些特征，現代信息通訊技術通過四種機制與政治沖突發生關系。（1）集體行動機制。現代通訊技術促進了群眾動員，為抗爭力量提供了更好的串聯手段。例如瓦伊爾·高尼姆（Wael Ghonim）使用臉書組織了埃及的廣場抗議活動。（2）審查機制。傳統信息技術通過中心節點發布信息，容易遭到政府審查。只要相關部門控制了大的信息節點，便可以將信息塑造成它們喜歡的樣子。而在數字化時代，互聯網信息往往通過海外服務器傳遞，造成以往的審查技術失靈。（3）情報收集機制。數字化網絡的信息流也會為情報收集提供新的可能。研究表明，西方情報機構的控制能力已經成熟到可以反向定位到信息的發布者及其所傳播的信息。由于用戶數量和流量在數字上極為龐大，使得這種情報收集成本高昂，而這對政府來說并不存在太大的問題。（4）受眾效果機制。數字化傳播能夠更加豐富地描述實時發生的事件。因而政治沖突的各方必須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以在沖突現場以外的其他地方得到回應，例如暴力事件的影音資料可以迅速激發其他國家的政策反應。
對于抗爭政治研究而言，關鍵的挑戰在于上述四種機制往往相互交織。信息技術本身并無好壞之分；它對沖突與暴力的影響取決于技術的使用者，和被傳播的信息類型。這種雙向效果也給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造成了困難。理論模型需要認識到技術可以同時為沖突雙方所用，也會產生彼此對立的效果。同理，經驗分析在獲取這些作用結果時也存在困難，也難以在一個準實驗的模型中推導出某種可靠的因果關系。現代信息技術與抗爭政治是一個新問題，相關研究剛剛起步，因而在理論上存在不周延的地方，研究方法和論證設計也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出于問題的重要性，恰好可以大展身手。? （文/木懷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