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氓
2015年4月12日，坐落于上海浦東新區九間堂會館的無極書院舉辦了一場易學講座。這場封閉式活動的發起人，是證大集團董事長戴志康——得益于他在商界的名望，聽眾陣容堪稱豪華，囊括了上海社會各領域的精英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講座的內容并不局限于“易文化”的普及和交流，主辦方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戴志康在活動結束之際，邀請在座的企業家們參與到無極書院傳播“易文化”的事業當中，并闡明了自己將中醫產業與“易文化”傳播相結合的設想。一直希望通過房地產打造自己心中“理想城”的戴志康在2015年初暫別房地產行業之后，圍繞“易文化”的傳播，開啟了一段新的文化與商業實踐。
無極書院的前身，是上海證大集團于2009年成立的無極書院優秀大學生暑期實習基地，它最初的宗旨，是希望“通過公益教育的形式，培養出一批以弘揚傳統文化為己任、具備國際視野的社會領軍人物”。2011年底，無極書院在上海九間堂會館正式掛牌，國際易學聯合會秘書長李定出任執行院長，并帶來了他所創設的“中國方”易學理論。掛牌典禮前召開的“元話語體系”討論會，標志著無極書院開始轉型：從寬泛的“弘揚傳統文化”，轉向以易學為核心的文化理念實踐。經過兩年時間的籌備，無極書院于2014年啟動了“中國方”助學平臺志愿者招募，以“中國方”為核心內容的易學理論開始“落地”。然而，戴志康并不滿足于此，多年來的文化與商業實踐讓他意識到，除了民間志愿者草根性的義務推廣之外，傳播“易文化”的事業還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政商精英自上而下的助推，二者不可偏廢，這也正是戴志康較之于其他傳統文化推廣者的獨特優勢所在。
事實上，“文化重建”與“書院復興”，是近年來被反復熱炒的話題，然而，遍地開花的國學班和書院，雖然讓這場“復興中華文明”的運動看似轟轟烈烈，卻也深陷于商業運作/權力尋租的種種質疑聲中。在此背景下，借由觀察戴志康與無極書院圍繞“中國方”的易學文化實踐，或可重新理解當代中國“文化重建”所面臨的關鍵問題；無極書院和“中國方”理論是如何因應這些問題的？進而言之，中國人寄望于通過接續中華道統來開辟出一條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身處這一歷史潮流中，戴志康與無極書院的“易文化”傳播實踐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什么是傳統？
當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節點，當中華文明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圍繞“重建傳統”的思想命題，在當下中國又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
但問題是，當代中國的思想界正處于一種多元和分裂的狀態中。“傳統”雖然被不同派別都樹立為旗幟，但在各家各派紛紛對“傳統”進行附會的同時，“傳統”也越發成了一個空泛的詞匯——看似無所不包，實則不知所指，這也為傳統文化外衣下的沉渣泛起創造了條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無極書院圍繞“中國方”的易學理論建構，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解釋“傳統”的問題。“中國方”的踐行者們對此有自己獨到的一套理解。在無極書院執行院長李定看來，當前“國學復興”的最大問題，是在于操作者視野偏于狹窄，被復興的往往只是人文點綴性的國學，而作為中華文化精神要義的中國傳統，其思維體系的創造性往往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戴志康對此有更為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近代以來，受西方線性時間觀的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經歷了從“全息式思維”向“平面式思維”的重大轉變。在某種程度上，這導致了現代中國社會面臨的代際倫理危機、社會治理惡化等一系列問題。有鑒于此，戴志康指出，中華文明的復興需要現代中國人拋棄西方的“平面式思維”，回歸到“中國方”這套“全息式”的思維模式上來。
不惟如此，在以往的國學和文化熱中，《易經》往往只是眾多中華文化經典中的一種，但是，戴志康的“中國方”，卻將易學抬高到了中華文化唯一正典的地位，這就需要“中國方”重新提出一套不同于以往正統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敘事方式，戴志康對此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他認為易學是夏、 商、周三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結合各自的時代背景，對易學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并以文字的形式流傳至今。然而，從卦爻符號變到文字義理是一種倒退，相較文字義理而言，卦爻符號更能把握經典的精神實質。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說過，“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因此今天要讀懂周易就得重新“觀象”，得回到“中國方”這套卦爻符號上來。
無極書院對中國人思維方式獨特性的強調，不僅源于戴志康和李定的文化思考，也與戴志康的文化和商業實踐經驗密不可分。2003年，上海證大集團資助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建設。雙年展期間，他和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中央美院教授許江一起去看展覽。看了許久，他問許江：“為什么我看不懂？而且，我也不感動。”同行的許江回答道：“我都看懂了，但是我也不感動。”在類似這樣的參觀體驗中，戴志康意識到：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所以，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人不可能一直隨波逐流，持續地“西化”下去。
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開幕的酒會上，戴志康曾對“中西合璧”說作了反駁。這一流行說法認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是能夠和平共融的。戴志康則認為，文明相遇的結果只能是“優勝者生存”，對尚處于弱勢的中華文明而言，放任中西文化碰撞無異于自取滅亡。當然，這一反駁并不意味著戴志康主張要“閉關鎖國”，不如說，他是希望中國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不要操之過急。中華文明應在保持文化獨立性的基礎上，先謀求自身軟實力的壯大，然后再博采眾家之長。
革命遺產、現代化與全球化：中國文化重建面臨的三重挑戰
2015年正值“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這場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所發起的“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文化革新運動，被視為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分水嶺。吊詭之處在于，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國思想界卻再次興起了一股“接續傳統，復興國學”的潮流。這場運動試圖通過重建道統綱常，以應對現代性危機的挑戰和轉型中國的道德失序，其表現則是各種形式的“國學熱”和“書院熱”。
這由此引申出了一個問題：當我們主張接續傳統，重建道統的時候，又該如何對待現代中國的革命遺產？更進一步而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今日的“國學復興”，雖然都旨在實現中國文化的重新崛起，但二者的手段卻是完全相悖的。戴志康從“陰陽互補，否極泰來”的易學原理出發，對此問題提出了一套自己獨到的見解：
今天的中國是百年革命求來的一個“果”。現實帶給我們的，有激動人心的東西，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東西。任何事物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之前的革命有點“革過頭”了，如今，社會安定下來了，我們要先接受這個社會，不要再搞新的革命了。從“否極泰來”的角度來說，百年革命之后，現在是搞建設的時候，需要給社會添磚加瓦。我們應立足于現在的發展路徑去尋找未來的道路。
正如戴志康所言，百年革命將中國引導至現代化的發展軌道上，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模式已經和傳統社會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正因如此，“接續傳統”被一些人批評為“逆潮流而動”。“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就成為當下中國文化重建必須直面的第二重挑戰。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傳統和現代文化的對接問題：第一個挑戰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如何通過現代詮釋，并借助現代的傳播技術從而占領時下的思想和輿論市場？尤其是伴隨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因應互聯網時代所帶來的思維革命，這是任何一個文化復興的實踐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對互聯網長期保持關注的戴志康指出，“中國方”擺脫了文字的束縛，用卦爻符號來描繪外部世界，這近似于現代互聯網的視覺性非語言的信息傳播方式。戴志康認為，“中國方”所折射出的傳統思維模式，與現代互聯網傳播形式恰好具有某種同構性。
當代國學復興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則是，在實踐中，我們應該如何將傳統文化的抽象理念，轉化為一種能被現代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伴隨今日“國學熱”而來的，經常會有一些恢復傳統禮教的呼聲，但是，不爭的社會現實在于，當代中國的社會和家庭，已經不可能再恢復到中國古代的倫理秩序。踐行文化重建的事業，首先必須要考慮的，是傳統文化如何能與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相結合，而非一味地去“用傳統文化改造社會”。
因此，戴志康選擇將“中國方”作為無極書院所致力建構的文化理念，就是因為他相信這套理論本身就潛藏在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從“背北朝南”一類的習語，到“和諧社會”這樣的官方價值觀，都能夠與“中國方”所展示的傳統思維模式相對接。無極書院的宗旨，其實就是希望在傳播這套易學理論的基礎上，重新挖掘出潛藏于中國人思維深處的易象體系。
中國今天已經深深卷入到世界一體化進程之中，在重新復興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它無法避開諸如全球化和現代性危機這樣的宏大命題。然而，目前以孔子學院為代表的中國對外文化輸出模式并不盡如人意，中國的功夫、藝術和茶道雖然在國際社會上廣受追捧，但它背后所蘊含的價值體系，卻說不清，道不明，并沒有真正被國際社會接受，究其根源正在于，目前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工作，并沒有對全球化時代的種種問題作出有效回應。
在反思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李定將“中國方”的世界觀定義為“身在方中”的觀察視角。他指出，不同于西方人“主客兩分”的世界觀，中國人是“站在世界內部看世界”。這種思維方式有助于中國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擺脫“民族國家”觀念的束縛，與其他國家深化合作，實現互惠共贏，而非一味地去爭搶地緣利益的蛋糕。在李定看來，一旦這種思維方式為其他國家所接受，那么，當前國際社會上此起彼伏的地緣政治沖突也就不復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一個基本動機，是希望抵抗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力圖尋求中國文化的自主性。那么，當中國社會開始對海外輸出本國文化的時候，如何能夠避免被他國民眾視為文化殖民的行為，從而遭到“中國威脅論”的抵制呢？在戴志康看來，“中國方”理論的對外輸出，并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中國方”的精神要義就是“以人為本”。中國古代傳統一直強調“和而不同”，中華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它追求的是一個多元共生的社會。戴志康相信，這一“大同社會”的文化理念能夠將世界各國民眾吸引到“易學大道”的旗幟下面。
現代企業家的文化追求
從戴志康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現代中國企業家所共有的一些特征：他們在社會主義教育的氛圍中成長，在秉持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經濟領域獲得成功，卻又往往鐘情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看似矛盾的三種文化觀念存于一體。戴志康對此有過一段自述：
我們就是生活在矛盾里面，沒有矛盾，世界就靜止了，生命就結束了。生命不就是矛盾的嗎？你說的矛盾其實是一種張力。中國在過去30年的實踐，就是在一個巨大的張力里完成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并存，一黨執政又和鄉村民主共存，這種實例太多了。而它發展到現在，就是你看到的這個東西。
我以前有一種追求發展的意識形態，但是后來我慢慢感覺到，現代主義那一套社會進步的說法是不成立的，線性增長的邏輯也是不成立的。我重新相信輪回和循環：世界是一個圓，而不是一條往上升的直線。所以永遠不要想會直接有一個更新的、更好的東西，更新更好的東西一定要連接到原來的根。所以我喜歡傳統，并不是往后看或是要回到舊的時代去。我永遠喜歡當下，過好當下每一天。
事實上，以戴志康為代表的富裕階層本可不必操心中國的文化事業，然而，時代的各種張力所帶來的價值撕裂和文化焦慮，卻將這批人的目光引向了“重構中國倫理秩序”這樣看似虛玄的文化命題之上。不僅如此，作為中國最早投入“引進來”與“走出去”全球化浪潮的一批人，他們親身體驗過不同文化與文明的價值碰撞，也對全球化時代的價值危機有著更直觀的體會。戴志康將目光重新投向中華文化傳統，就是希望能從中尋找到中國和世界文明的未來發展出路：
我曾經是中國農村最窮的人，現在已經擠進中國最富裕的人群。當我回頭探望我那些仍然貧窮的鄉親時，我知道，讓他們都過上我這種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的階級利益決定我可以不去考慮這些令人煩惱的事情，但我的理智和良知卻逼迫我不得不直面這些問題。
我很慶幸，當我走遍世界，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國家和文化后，我為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而自豪，同時我也認定，向中國文化尋求智慧，不僅可以使中國人走出當代文明的困境，同樣也能使全體人類走出這種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今天的文化價值重建的實踐，絕不僅僅是為中國人尋找到一條安身立命的途徑，它同時也必然為人類社會邁向新的文明提供重大啟示。
反觀無極書院的文化實踐，“中國方”在未來的發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然而，正如歷史學者朱永嘉所言：“真正可靠的理想只能是相對的，是從實踐中發展而來，社會實踐只能一步一步腳踏實地前進，理想只是為我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已”。這段話恰恰印證了戴志康“中國方”的意義所在：從中華道統的再詮釋，再到如何應對革命遺產、現代化與全球化給當代中華文明帶來的沖擊，無極書院從易學經典出發，提出了一套頗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案；在敏銳捕捉到時代痛點的同時，戴志康并不滿足于口頭上的宣講，他還身體力行，參與到中國文化重建的事業中去。或許只有依靠這種“士不可不弘毅”的擔當精神，中華文明的未來復興才有其可能。
（作者系本刊特約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