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五十年堪稱全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世界各國政府為保持這一勢頭，紛紛設計、實施總體戰略來刺激、維持經濟增長。所謂“戰略”，意味著各國領導人與決策者的頭腦中必須擁有一套綜合性的、富有野心的目標。這些目標在當前語境中往往與社會福利或“幸福”（well-being）掛鉤起來。為了高效地追求幸福，政府必得保證經濟增長具有社會包容性與環境可持續性。有鑒于此，波士頓咨詢公司（BCG）連續幾年出版相關報告，今年更是直接以《為什么幸福應當驅動發展戰略？》為題，并邀請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Michael Spence）撰寫序言。

斯賓塞指出，這一議題的核心在于回答我們如何能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維持經濟繁榮。答案不外乎兩個方面：關注幸福所依賴的那些可見的、不可見的、自然的、資本的資產；更為重要的是，需要有客觀的、具體的方法去盡可能準確地評估這些資產，并且有一整套的指標體系來測量我們是否處在正確的軌道上，在哪里取得了進展，又在什么地方停滯、甚至退步。從反方面來說，如果沒有相對客觀化的標準去衡量具有極強主觀性的幸福感，就只能退回到人均收入的傳統方法上去，而這并不足以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提供足夠的智力支持與動力結構。

該報告試圖從三大方面著手進行標準設定可持續經濟發展評估框架（SEDA），包含了10個維度、43個指標。就大的方面而言，第一，經濟，反映出經濟政策創造了怎樣的宏觀經濟和投資環境，使資源得到有效分配，使企業保持創新動力；第二，投資，關鍵是確保人力資源和有形資產的改善，通過削減交易成本和拓展機會來增強經濟競爭力；第三，可持續性要素，包括社會經濟的包容性與自然環境的保護。這套思路來源于下列事實：持續高增長必然伴隨著有形資產和人力資源方面的高水平投資，伴隨著完善、穩健的財政經濟管理體制，伴隨著能夠激勵貿易、厘清規則、保護合同權利與責任、推動創新的制度安排。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未能完全發揮經濟潛力，部分原因就在于投資不充分。

但是以往對投資的關注過分集中在貨幣流量方面。斯賓塞指出，必須同時注重資產負債表的方法，從而確保投資短板不會嚴重消耗資產基礎。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崩坍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無法通過貨幣流量體現出來，資產負債表方法卻能顯示出其惡化的癥候。其中最嚴峻的挑戰就來自于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性。也就是說，土地、水源、能源、礦藏、空氣的惡化會讓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衰敗節點提前到來。

該報告高度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之間的緊張關系。低碳減排一直以來被認為會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尤其在當前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情勢下，這個判斷經常被用來證明有必要緩行環保措施。所幸，最新的研究表明，能源密集型、高碳增長型與能源節約型、低碳增長型的發展道路在中短期看來并不存在太大差異。這就意味著，只要發展戰略設計得當，而且能夠得到良好的實施，向低碳經濟的轉變就不會產生高額成本。

機遇與挑戰并存。SEDA的方法反映出：對于經濟發展而言，并不存在某種單一的藍圖規劃，成功的關鍵必然是尋求多種戰略與行為的適當混合，才能將戰略轉化為向民眾幸福的現實進步。其中關鍵在于彈性的結構與完善的制度。國家與政府需要相對快速地適應變化的外在環境，也要擺脫妨礙這種適應的各種政策限制。而制度和結構的變革往往最難起步、最需要堅持，也最需要時間等待其發揮作用。? （文/李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