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是本屆政府工作的重頭戲。2014年6月，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選好人、用對人是頭等大事，要用最堅決的態度、最果斷的措施刷新吏治。”其后更是提出“在職務之外開辟晉升通道”，重開土官流官之分，建立全新的官員拔擢制度措施。這些舉措究竟“新”在何處？在“尋找新官僚精英”這一題目下，本專題的三位作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官員晉升制度這一角度為文。
以嚴格的績效考核為核心的地方間競爭，即所謂“錦標賽體制”，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驅動經濟奇跡和保持長期穩定的有效經驗。招商引資、經濟成長率等經濟發展指標長期以來都是衡量地方官員表現的重要指標，進入新世紀后，維穩、環保這些指標也在績效體系內受到重視。然而正如黃信豪文章指出的，現有的官僚精英選拔機制中，一個官員晉升的政治資本其實既有治理績效考核成分也有考核制度之外的栽培、贊助成分。被“栽培”的部分干部進入到晉升管道中，并接受績效取向的競爭與篩選。這些進入競爭領域的干部同時背負著時間與政績的雙重壓力，這就使得將干部在有限的時間內安排在重要的職務崗位上進行“栽培”成為了培育、考核各級官員，并為其累積工作經驗的重要方式。然而這一制度同樣對公共治理質量帶來某些結構性的影響：不斷在不同職務間進行鍛煉的干部追求短期可見的績效，無法對施政進行長久規劃；而可見的政績往往來自于經濟發展程度較高、業績較好的地區，使得只有被安排到這些“肥缺”的官員更有機遇獲得升遷，無疑會極大打擊其他第一線領導干部的工作士氣。
而從微觀機制上講，官員績效考核體制本身也存在著諸多可以改進的地方。李佳源文章分析了官員量化考核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博弈行為，其中各種因無法完成考核指標而進行的惡性博弈行為，往往犧牲了民眾和社會利益。盡管考核技術日益改進，但博弈與作假行為依舊體系性地不斷浮現。作者認為，這意味著在當前的國家科層制度中，量化考核本身將加重其官僚化邏輯。
那么如何構造有效的官僚遴選機制？現代精英政治中，把握戰略的意識形態精英和負責執行的技術官僚之間的協作與斗爭，成為了構建一個有效政治體制的關鍵。孫晶文章即是從“兩種精英”的分類出發，對西歐、北美、日本為主的國外精英培養機制進行了分析。作者強調，精英治理不等同于政體，有效的精英治理經驗，可以被不同政體的國家所借鑒。中國執政黨可謂有百年經驗的“意識形態精英”，而中國行政系統精英的培養則起步較晚。因此，如何在構架起一個完整的官僚精英遴選架構之后，以相應的交流學習機制促進相關觀念的深入人心，是中國培育新官僚精英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