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以“一帶一路”、“亞投行”引領的全球秩序的中國想象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在經濟層面，它激發的是產能輸出與資本輸出的沖動；在戰略層面，它追問跨行業、跨地區乃至跨國境的統籌規劃能力，并誘發關于新的地緣戰略的政治設計。
中國正在參與塑造新的全球秩序，這是一幅迅速展現在我們面前，令人激動卻又十分陌生的圖景。
然而，毋庸諱言，在歷史觀和價值觀層面，我們還遠未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局面，以下幾個重大問題將會迅速浮現出來并對走向世界的中國人構成重大挑戰：
1.救亡時代漸次形成的獨立自主、抵御外辱的文明史觀如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命題相互協調？
2.以民族國家為基準的國家形態構造如何與生產環節日益全球分布的全球化新時代相適應？
3.在日益復雜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全面改革如何實現國內共同富裕與跨國、跨區域共同發展相協調？
世界正在快速變化，全球化正在呈現不同于往昔的嶄新面貌。中國也在快速變化，它被自身的運行規律和全球化的運行軌跡共同影響，百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動員模式和使命召喚正遭遇全球化時代的全新命題。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修遠基金會正啟動系列課題，并展開相關研討。本報告即是上述系列課題的開篇報告，它緣于6月22日召開的“新型全球化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研討會。希望本報告能引發關注“一帶一路”、關注全球化問題的人群的深入思考。
引言
?今天，全球化出現的新變化集中體現為生產環節的全球分布。這不僅僅是指商品交換和消費的過程遍及全球，也是指經濟的核心環節——生產過程——分布于全球。生產、交換、消費各個環節的全球化，意味著社會生產總過程的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市場更具威勢:它不再只是國家秩序的附屬品，也不再由少數國家主導，它愈發成為一個自主的、獨立的體系。與這一過程伴生的，是由單一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傳統霸權模式的衰落。美國霸權在今天的衰落，并非僅僅由于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在更深層意義上，是因為世界市場已經成長到不由單一主體決定的時代。這可能意味著由于霸權缺失而導致的世界性動蕩，也可能指向一個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世界秩序。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看到，中國的民族復興事業與此種全球化新形勢正面遭遇：一方面，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成長，已經到了新的階段，我們的影響力已經跨出國境，為了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必須走出國門；另一方面，對于中國而言，依靠商品、資本輸出而獲取超額利潤的機會或許已經不再可能，取美國而代之主導世界秩序的幻想也應該被拋棄。我們的民族復興不能以恢復以往“天朝上國”的榮光為目標，而是需要以一種在新的全球化時代對中國、對全體中國民眾而言更為理想的生存秩序為追求。在此種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國政治領導層提出的“共同發展”的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可以發現，它們并不是空洞的道德理想，而是既具有現實迫切性，又具有理論可能性的新的思想命題——只是，它需要我們超越國際戰略、外交模式等技術性視角，從更深層次的國家理論和國家形態來進行思考和探索。
從“救亡圖存”到“全球風險”
中國人與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觸，是在現代武力的巨大壓迫之下進行的。在西方文明的巨大沖擊下，原本支配著中國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脅下，“天朝上國”的自滿迅速轉化為“保國保種”的生存焦慮。從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蠻夷之疆”與“化外之地”，而是強有力的他者。中華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眾多文明之一。這種危機感激發了古老文明體內部強烈的救亡意識。此種意識是在過去的輝煌與當下的困境的強烈對比之下產生的，是一種極為強烈的集體激情。它有利于凝聚人心和積蓄力量，但也容易激化為對自身傳統和外部世界的怨恨與悲情。這種集體激情成為近代塑造中華文明新主體——新的民族、新的國家、新的政黨——的重要條件。然而，它同樣也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歷程來消化與激情伴生的怨恨和悲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共和國的成立僅僅只是一個開始，中華民族重新塑造和中華文明政治體的現代轉型，將是一個漫長而艱巨的歷程，是一個在與外部世界的復雜互動中不斷自我定義和自我革新的動態歷程。
近年來，歷史學界一方面力圖超越救亡時代形成的民族主義敘事，另一方面也在突破一元化的、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歷史敘述。這兩種看似不同的歷史敘事，事實上分享著同樣封閉性的歷史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又避免簡單的反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就必須揭出動態、多元、東西交融的復線現代歷史進程。事實上，關于“停滯的帝國”的中國史敘述，并不是事實：中國本身處于不斷的自我調整之中，并且有著自身內在的“近代化”趨勢；但與此同時，外部變革的沖擊——來自西方的沖擊是不可否認的：對我們影響至深的工業生產模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現代生活模式基本是從外部習得的。
中國近代所遭遇的，是一種內部變革與外部變革交織的復雜歷程。內部變革與外部變革的結合，共同造就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漫長的革命，它并不是簡單的暴力和武裝革命，而是多層次革命，并在其中創生和塑造出民族、政黨與國家的這些新主體。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中華民族這一新主體得以創生。原本士農工商的等級差別、滿蒙回漢的族裔差別、南人北人的地域差別，在“保國保種”現實壓力之下，被統一的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所取代。中華民族一體的觀念在救亡的危機之中逐步被廣泛認同，并經過各種歷史敘事的重新梳理成為一種具有影響現實能力的新的政治認同。而將中華民族從一種文化、身份認同凝聚為具有行動力的政治力量，依靠的是具有政治動員能力的新主體——政黨。在20世紀初，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國民黨的改組，標志著新的政黨的形成。這種政黨是以革命和建國為目標的，通過吸收精英、宣傳主義、動員大眾來凝聚意志和力量，并運用掌握在政黨手中的軍隊，來掃清阻擋創建現代國家的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競爭中，以其更為強大的民眾動員和資源汲取能力脫穎而出，并在包容歷史觀、世界觀、民族革命和政黨革命等多重歷史要素的基礎上創造出了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是一種高度異質于西方民族國家的國家形態，也不同于蘇聯的國家形態。與單純的民族國家相比，它介入并影響著經濟運轉和物質生產過程，與蘇聯相比，它又能為多元性和自主性保有空間。
正如溝口雄三等人指出的，中國的現代轉型絕非是一個純粹由外部世界影響而產生的應激性反應過程，也不是一種內部固有秩序的自然演化，它是一種綜合了內外因素的“新生”。重溫中國的近代化歷史過程，可以理解中國國家形態所具有的獨特歷史意義：非西方的傳統文明體，依然可以找到不用裂解為“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路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路徑或許有著更為豐富的可能性。
今天，從內外之變角度看，內與外，中國與外部，變得更加不確定。外部不再是一個可以被華夏消融的蠻夷地區，而是一種強有力的文明形態。在中國深度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之后，中國與世界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何為中國”也變得不確定了。此種不確定性導致了共同體意識面臨危機，碎片性的認同觀念與利益、族群、地域等要素糾纏在一起，進而影響著國家的政治統一。從生產形態之變角度看，20世紀中葉以來，以信息化、金融化為代表的新型服務業正在改變著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則，生產形態發生著新的變革。這些新的變革，或許正在改變以往的產業分布規律和經濟運行規則，進而改變著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最終可能會重塑我們對世界、對歷史的理解。
從2013年以來，中國政治領導層相繼提出“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國際戰略新思路，標志著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被動性的融入世界秩序到開始主動性的布局，將自身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結合到一起。政治領導層的此種思路轉變，也刺激著國內學術界和思想界對中國與世界的相互影響進行新的評價與定位，并力圖在更深刻理解全球化變局的基礎上，探索塑造理想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中國的民族復興事業走到今天，已經到了新的歷史端口，需要走出“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擺脫怨恨與悲情，迎接來自全球化時代的“全球風險”危機意識的新型挑戰。
當前全球化過程中存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全球化以不同人群、不同文明的接觸和遭遇為表征，并以新的生產形態和技術手段為條件。客觀而言，全球化與現代化之間存在一定的繼承關系。正像布羅代爾等人所描述的，商業貿易推動了早期的現代化進程。貿易伴隨著暴力和征服，但與此同時，西方文明內部也不斷產生著新的法權理論來試圖為貿易行為和國際交往進行規制和立法。從16—18世紀，英格蘭、荷蘭和法蘭西等地相繼出現了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逐步建立了新的個人觀、國家觀和世界觀：霍布斯將權力延伸到個體之上，實現了國家觀念的革命；格勞秀斯則以貿易自由和海洋共有為原則為近代國際法奠定基礎；孟德斯鳩則描述了自由與專制對立的圖景，在反對“東方專制”的前提下重構對西方文明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這些理論在當時只是諸多相互競爭中的理論中的一種，但在后續的歷史進程中被逐步“揀選”出來，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法權理論。到了18—19世紀，由自由貿易、契約治理、高效的商業組織形態、靈活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強有力的軍事力量武裝起來的西方，無論在物質力量層面，還是在對世界秩序的想象與對法權秩序的構造層面，都已經超越其他地區。而在西方內部，以英美為代表的自由貿易的海洋帝國模式和以歐洲大陸國家為代表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也存在不同之處。這種混雜性也使得其時的國際秩序存在二元架構：在理想層面上，由普遍平等的民族國家通過國際條約塑造國際秩序，歐陸式現代民族國家架構成為區分國際秩序主體中文明與野蠻的標準；但在事實層面上，存在的則是帝國主義中心與邊緣的等級結構，并且，這一等級結構由貿易和生產鏈條的國際分工得到進一步加強。
當下的全球化進程正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它客觀上承繼著現代化的歷史影響：包括以民族國家為國際關系主體的架構、國際分工的中心與邊緣結構等等。在1970年代中后期，中美關系重新定位之時，也是世界市場進一步擴張之時。改革開放更是中國主動追求加入世界市場和融入世界秩序的象征。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接納來自于它們可以引導中國進行轉變的自信：經濟上融入世界市場進行的自由化改革，需要政治上為削減交易成本而進行的政治民主化作為后續。而在“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國也可以得到一個類似于新興市場國家一樣相對中間的位置。此種框架的關鍵之處在于，它由美國輸出秩序和安全，其他核心國家、中間國家（包括中國）擔負相應的成本，由此分享和平、秩序和發展的紅利。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這一構想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全球化是通過普遍抽象規則的制定而形成的資本、人口、資源等的自由流通，信息技術、國際標準是其得以實現的根本基礎。從表面上看，這些新技術和標準具有開放性，對不同國家、組織和個體普遍開放，實際上它們掌握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府、跨國企業和跨國資本手中，可以作為強權制造封閉性的手段。因此，事實上這一階段全球化秩序的內在結構并不民主，也不平等。
新世紀以來，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新主體和新權力的不斷涌現。正如同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所說的，“不是一個國家、兩個國家來統治全球，而是由占有和行使各種各樣權力的多重主體來實施統治。”除了國家這一歷史悠久的權力主體之外，還出現了大型企業、跨國機構如IMF、非政府組織、國際媒體等新的權力主體。國家的“君主地位”正被這些全球化的“新貴族諸侯”沖擊。“全球治理”意味著國家需要向這些權力主體尋求合作，以期在商業、金融、技術、資本乃至輿論層面獲得它們的支持。這些國際間的新主體，正像曾被孟德斯鳩視為自由承載者的“中間權力”，被卡爾·施米特視為自私自利的“比希莫特”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還缺乏相應的“政治性”——其內部架構的等級制和對外的封閉性使它們具有成為新的權力寡頭的傾向。缺乏“全球公民”這一實體的制約，這種多元權力主體協商的全球治理往往呈現出寡頭制的面貌，就如同“達沃斯論壇”所呈現的一般，它們只是精英之間的利益重整，世界范圍內的普通民眾都被隔絕在外——99%的聯合遠比1%的聯合要困難得多。如果說原有的民族國家架構，至少在一定地域的范圍內實現了全體民眾在法權層面的平等，并以代表制建立起精英與民眾之間的政治性互動，塑造出了一種共同體意識。而現在，在以企業家、政治家、文化名人和技術精英為代表的全球精英獲得高度自由空間的同時，邊緣性人群也在不斷涌現。在一國疆域內，這一現象表現為被淘汰和失去保護的失業者和貧民，在國際范圍內，則是大規模的非法移民、難民等邊緣性人群。不斷溢出國家管制的精英人群和邊緣性人群的大規模涌現，瓦解著國家的稅收基礎，導致福利制度難以為繼，并動搖和影響國家的文化和政治認同，使得代議制政府喪失整合能力。
與此同時，新型權力也正在改變傳統的權力格局。19世紀末20世紀初，韋伯對權力進行的經典定義是“權力意味著在一定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在韋伯看來，權力是以暴力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就是建立在壟斷暴力性權力的基礎之上，具體表現為對人員和地理空間的滲透和管理。全球化時代，以暴力為基礎的權力并沒有消失，但新的權力——以資本的退出權為表征的新權力不斷涌現。此種權力以不投資或者撤出投資為要價而得到服從和滿足。在全球經濟競爭的背景下，各種新權力急速放大。跨國資本、跨國企業成為極其重要的權力主體，并分享和占據了很多原本由民族國家所享有的權力。然而由于資本的私人屬性、盈利屬性和全球流動屬性，這些新權力主體無法與其駐在地的多數公民建立一種“責任–保護”關系，導致了資本退出權正在侵蝕和瓦解民族國家在各國內部維系的權力與權利，瓦解了國家與公民、階層與階層間的脆弱平衡?
資本的全球流動性使其獲得了更大的議價能力，復雜的國際分工體系使得勞動者的聯合遠比大工業時代更為困難，因此，全球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和國家的資本化愈發嚴重。資本主義經濟原本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來建立內部和外部的交換關系，由于不存在超國家的政治權力，也就無法以國際間的財稅制度（轉移支付）和福利制度來矯正經濟交往過程中的不平衡結構；與此同時，市場與產地的分離，資本與勞動的分離，也使得民族國家很難以間接性的財政和稅收制度調節國內階層和行業利益的巨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為擔負必要的福利職能，只能以財稅能力為質押來實現信用化。這就意味著，國家要維持一個未來的發展前景以滿足于當下所需，為了現在透支未來。20世紀中期以前，西方國家還可以通過很多其他的方法，如通過戰爭、殖民等等行為，以及國際貿易體系的剪刀差來開拓市場，但是到了現在，世界市場已經擁擠不堪，可以引發市場全面升級擴展的技術創新依然具有很大的不可預期性。在質變性的技術變革不可預期的背景下，需求與生產的不平衡結構集中顯現。國家本身不介入生產環節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無法調節迅速成長的社會和政治矛盾。
目前，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速度遠遠快于國際貿易增長的速度，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不平衡，使得核心國家的信用危機更容易向全球擴展。美國出現危機全球都受到威脅.邊緣國家更難以應付危機，全球產業鏈條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集中爆發，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國家內部本身就已經存在的嚴重社會分化，這些分化與復雜的族群矛盾交織在一起，成為制造動亂和分裂的燃料。美國的激進中東政策又往往成為這些地區爆發動蕩的助燃劑。這些邊緣國家的崩解和破碎化的惡果,已經開始向中心國家和地區擴散。“911”事件、伊斯蘭國等現象，都表明“被邊緣化”地區以擁抱極端主義的方式來對抗世界市場，以同歸于盡的怨恨心態來對中心地區進行暴力攻擊。邊緣地區世俗化政權的失敗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長最終又通過非法移民和難民問題向中心國家和地區滲透。在中心地區和中心國家內部，勞動和資本的不平衡結構在產業外移和新技術的雙重沖擊下也日益凸顯。這一問題，又因為中國的崛起而逐漸尖銳化。
綜上所言，在今天，原本在民族國家時代通過慘烈斗爭而形成的公共權力與個體權利的平衡結構已經被打破：私人性企業、公司、機構越來越多地侵占了原來國家的支配能力。這些新主體依托于封閉性的科層制管理，新生的權力更難被制約和監督，社會和國家的“公共性”基礎由此受到沖擊甚至瓦解。這進而導致了兩個不平衡：首先，是國際層面的不平衡。新主體、新權力使得由單一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霸權模式難以持續，但多元主體的出現并不必然意味著更公平、更民主的國際秩序，更可能意味著持續性的動蕩。其次，是國內層面的不平衡。新技術、國際產業分工穿透了國家的“保護殼”，也打破了原本由法權秩序維系的公民的平等地位，不平衡的社會結構再度呈現，導致國家作為共同體的功能受到沖擊和瓦解。這兩個不平衡已經深刻地扭結在了一起，國際性的政治、經濟不平衡和金融動蕩與國家內部的不平衡呈現出相互轉化的趨勢，因此，國內問題的解決需要放置在全球背景下加以理解和應對。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豐富全球化秩序想象的新契機
大約以2008年為界，中國思想界相繼出現“中國模式”論等新的思潮。這些新思潮的出現，說明目前中國思想界已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舊有的全球化敘事和西方政治理論的盲目信從。但是，對“模式”的強調也往往把關注重心放置在對過去中國取得成就的肯定和抽象，執著于描述中國與美國、與西方的不同之處和比較優勢，不利于解釋中國未來改革的迫切性和可能性，也不利于理解解決中國問題所需要面對的全球化背景。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或許可以改變這種“自我封閉的肯定”，或許意味著重新定義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形態和國際交往原則的可能性。
“一帶一路”是中國向西開放的現實需求，也是構建西部安全體系的客觀要求，它既反映著中國國內的資本實體、商業主體和民眾的擴展需求，也是保證國家安全、統一的現實要求。但如果“一帶一路”僅僅延續自由貿易的舊有思路，必然會在原本族群問題和階級問題就十分突出的沿線地區，引發更大規模的動蕩和反抗，可能將我們引入地緣動蕩的泥淖。因此，思考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意味著我們必須具備應對全球風險的意識，思考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從實踐層面來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已經有了諸多作為。以中國企業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投資為例，中國路橋不僅是作為承建商，而是同時作為規劃者和建設者，推動該國交通網絡的全面發展：完成了1000公里的公路建設，正在推進500公里公路的新工程，未來還規劃1000公里的發展藍圖，還和該國交通部一道，為這個不通鐵路的國家規劃未來的鐵路發展戰略。除此之外，中國的電力公司為該國修建了400多公里的輸變電線幫助他們降低能源費用，華為公司和中興公司從為該國建立基站入手，逐步取代朗訊成為該國通訊市場的主導者。在“一帶一路”地區，除了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中國還可以以強大、完善的工業體系為后盾，持續性、全面性參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
由此可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作為，盡管包含著“逐利性”動機，包含著資本、商品輸出的傳統邏輯，但與此同時，也包含著突破“中心—邊緣”模式的可能性，包含著更具深度、更為平等也更為合理的面向：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不僅僅是將他國作為能源基地或商品銷售地，也要為他國建立工業體系和奠定現代化的基礎而努力。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中國未來若想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必須以推動周邊地區作為生產環節的承擔者為條件。在“霸權”模式的國際秩序難以為繼，各國都普遍面臨國內社會危機的背景下，“一帶一路”或許可以作為一個調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各國企業、廣大民眾多方力量參與的共同事業，或許具有成長為新的國際交往規則的可能性。
之所以具有這種可能性，與中國本身具有的兩個復雜特質密切相關。
其一，中國的國家概念中包含著復雜的平等觀。中國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家—國—天下”多元一體的復雜國家概念與歐洲民族國家概念相比，更具豐富性，包含著不同于同質性平等觀的更為復雜的平等觀念。如前文所述，以公民、社會和文化的同質性為基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以多元性、異質性、復雜性為特征的全球化時代已經疲態盡顯。而中國國家形態，盡管在近代以來一度經歷過“偽裝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但其內在特質與民族國家形態并不一致，它更具復雜性和多元性。它自身當然存在很多問題，但同時也有著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過去對于“大一統”歷史的敘述，更多強調的是“書同文、車同軌”的一面，今天，對“大一統”的理解和解釋，更應該強調的是游牧與農耕、中原與邊疆在豐富中華文明上的正面價值，強調“大一統”背后的多元性與平衡性。正如同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融合而成的民族一般，我們今天更應該發掘中國國家內部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大一統結構。這個包容性的“大一統”，意味著是對“平等”這一基本原則的重新定義:它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同質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費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意義上的平等，保持差異，又能保持統一。這種平等自認不能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分配平等，而是發展機會與發展權利的平等。這就要求，我們需要重新去理解國內政治中平等的問題，探索以共同發展為原則的國際交往新模式；我們需要認識到各地區經濟發展階段與社會文化的差異性，以此形成對于發展權平等的保障。延伸到世界秩序上，就是要反思和跳脫出現有的同質性平等觀——建立在原子化的個體觀之上的同質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意味著要去探索一種具有包容性的、平等的發展道路的可能性，需要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平等、如何重新解釋平等和如何實現平等的問題。這或許將成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所肩負的世界歷史使命。
其二，中國的國家形態具有介入生產的能力。傳統中國就已經形成一套以復雜龐大的官僚體系來組織經濟活動運行的機制，這是一種人為主導而非市場主導的分工體系。盡管這種分工可能存在很多不合理之處，但此種分工和組織能力的存在本身，就代表著國家可以不依賴商業邏輯創造社會的信用運行機制。今天，在歐美式的信用國家機制由于金融危機和福利制度難以為繼而普遍面臨信用危機的背景下，中國依然可以依靠執政黨、政府的組織能力來維系創造社會機制，依然可以通過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等形態介入生產環節，維系經濟發展。在今天，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者，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可以發揮引導作用的物質基礎在于掌握著生產領域的結構性權力——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大規模的資本持有量。中國處于世界經濟結構節點之上，不僅連接作為資源提供者的發展中國家，也連接作為主要消費者的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在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國家之間逐步形成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鏈條網絡，亞洲地區開始成為世界性的生產基地。如果中國能從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中找出既促進他國發展也有利于我們發展的分工結構，就可以逐步探索落實“共同發展”的承諾。 “共同發展”所追求的，就是根據區域內不同國家、地域、民族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任務和不同挑戰，以差異性的工業化布局、產業布局來推進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在此基礎上，主導區域秩序重建。
認識到中國所具有的上述兩大特質，并不是為了編織一種“中國例外論”，而是為了以此為基礎來應對新全球化時代的風險和挑戰：在歐美式權利與權力平衡的國家形態和政治模式已經被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變革趨勢瓦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從權力、治理和組織等基礎性和原理性的層面入手，努力探索實行新的政治平衡、社會平衡和經濟平衡。
因此，當前中國面臨的不僅僅是美國的競爭、歐洲的競爭，也面臨跨國公司、跨國資本、跨國機構的組織競爭——現代性權力來源于組織，組織競爭也意味著權力競爭。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事業能否得以推進、中國的民族復興事業能否實現、中國民眾能否應對全球化風險，取決于我們是否能在激活中國國家形態所具有的開放性、平等性、包容性特質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容納和聯系新主體的組織形態。為此，我們必須探索企業等新主體與國家的關系、企業等新主體與社會主義政體的關系。我們不能將目標僅僅限于從分配的環節調節貧富分化，也不能僅僅關注憲政、民主等主題，而是需要深入到類似于民族救亡時代創造新的主體、創造新的政治能動性這樣的意義層面之中。這或許意味著，政黨和政府這樣的權力主體需要進行變革：執政黨需要重建政治能動性，探索執政黨在全球化時代的群眾路線；政府需要重新探索選拔后備干部的機制，使其可以協調國際與國內、中央與地方的共同發展。執政黨和政府機構還需要從國家的政治運行機制層面出發，探索新的具有整合能力的動態政治運作過程，將各個階層、新生主體與權力形態容納到統一的國家架構之下，同時又保持多元主體的自主性和創造性。這是一組必須維持的張力，也是政治運行的動力。
最為關鍵的是，這種探索，不能停留在純粹的學理層面，而是需要依托于“一帶一路”這樣的物質實踐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與全球化深度相融的歷史進程，同時也是一個中國歷史敘述重新書寫和國家觀念重塑的歷程，它指向未來，是以未來來重新定義當下和歷史。
（參加6月22日“新型全球化與中國社會主義”會議的學者有：白龍、曹遠征、丁寧寧、李君如、林炎志、潘維、潘世偉、孫喜、王建 、肖自強 、鄢一龍、張? 平、趙憶寧。本報告參考了與會學者的部分觀點，在此一并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