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
從新文化運動到1980年代，“反傳統”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借用林毓生比較夸張——因而也比較著名——的說法就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最顯著特征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堅決地全盤否定的態度的出現與持續。”為什么要持續地反傳統？這需要追溯和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幾個時代任務，因為文化的本質，決定了它總是要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任務配套服務的。
自1840年以來，中國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有三個：第一，從農耕社會升級為工業社會；第二，遏止列強擴張，維護民族獨立；第三，為避免工業化過程中因貧富懸殊而導致社會分裂，采取某種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方案。這三項歷史任務彼此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約束、相輔相成的，它們都需要某種“反傳統”的思想觀念作為配套服務的文化措施。
近代中國的“啟蒙”與“革命”
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是一種封建共同體文化，它與農耕社會相適應，以儒家為主體，主張在不對等關系的前提下構建并維護各種過密的人際關系，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賢、長惠幼順等。它強調一種不對等的權利義務關系，這些關系的核心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以陳獨秀說：“三綱”為“孔教之根本教義”。
與此不同，在現代資產階級工商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種以個人為本位的、形式上平等的契約式人際關系。例如在舊歐洲，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將個人從王權、教會和封建等級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個人擺脫了精神和世俗的束縛，進入一個自由交易的社會環境中。這也是早期新文化運動一度關注的課題，例如，陳獨秀曾指出：“現代倫理學上之個人人格獨立，與經濟學上之個人財產獨立，互相證明”。倫理狀況必須同經濟狀況相適應，并非巧合的是，與他這個論述，或者說，與五四啟蒙運動相適應的，恰好是1910年代中國民族工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快速成長。當時經濟景氣的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減緩了列強對中國的壓力，并使國際市場對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增加，由于當時中國是這些初級產品的供應者，因而刺激了國內生產。
由農耕社會升級為工業社會，中國近代第一個歷史任務對文化的要求，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從傳統到現代”，用契約式人際關系取代依附性人際關系。文明形態的變遷要求文化形態的更新，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在工業化過程中，都會經歷類似的文化轉型。但是，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由于傳統皇權—士大夫集團在各種軍事、政治、經濟的較量和考驗中一再敗績，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再被延宕，結果是延宕出了一個中國的“近代”。在歷史分期上，與歐洲的“古代—中世紀—現代”相比，中國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中古”，但卻醒目地多出了一個“近代”。從詞語上看，西文中只有一個“modern”，再細分，也只有“early modern”，并沒有與中文“近代”相對應的概念。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進入“現代”的過程是否順利暢通。如果這個過程是曲折、糾結的，就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增加更多的歷史階段。順帶提一句，除中國外，同是東亞國家的日本，其歷史分期也很有特點，在其“中世”之后，還細分出近世、近代、現代，同樣反映出其從傳統進入現代的復雜過程。
從1840年代到1910年代，中國的“近代”經歷了衰落、失敗、動蕩的過程，古典文明隨之解體，這是一條下降的路。由于傳統的上層階級不能領導本民族應對國際的生存競爭，不能有效履行國家職能，故而歷史給出的選項是：由出身于中層的一小批先進分子動員底層，使底層從傳統政治的消極“看客”，轉變為現實政治的“主人公”，讓他們共同承擔國家的職能，在政治、軍事、經濟諸領域中，打響一場廣泛的“人民戰爭”。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去除底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枷鎖，即廢止壓迫性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讓整個社會“大翻個兒”，經歷一場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不僅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還要顛覆這個政權賴以存在的文化前提。這是一個落后國家在面對強大的文明敵手時，為完成民族獨立任務而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在歷史上，這個過程被表述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將社會革命同民族革命相結合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實質。“下降的路”在這里被翻轉成了“上升的路”。這個過程始于20世紀10年代，亦即五四時期，五四時期成為中國現代史的真正起點。
從民族革命到社會革命，新的階級關系將對文化實行了徹底的改造。傳統儒家主張構建和維護內部不平等的各種共同體，從家、國到天下，別尊卑，定親疏，明貴賤，數量龐大的底層人群在其中是受壓抑、被排斥的。五四啟蒙運動首先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群體當中，顛覆了這個價值系統。隨后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等各階段的現代革命則更進一步，將廣大被壓迫群眾確立為社會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行動主體，所謂“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所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些產生于上述過程的論斷曾經家喻戶曉，是革命時代的公理。20世紀的反傳統浪潮也從“啟蒙階段”進入“革命階段”，也的確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這樣的歷史趨勢之下，歐美式的工業化路徑也被改變了。與農耕社會相比，工業社會的特點一方面是資本利潤極大，少數人迅速暴富，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高漲，造成大面積貧困。因此，為避免工業化過程中由貧富懸殊而導致的社會分裂，后發國家在人均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不宜采取以資本為中心的工業化道路，而應實行某種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方案。在文化和觀念領域，社會主義對勞動和平等的尊重與強調，使其迥異于傳統儒家上智下愚、勞心勞力的價值觀，因此必然會延續革命時代的反傳統立場。到“文革”時代，作為社會主義內部政治和文化變革的探索，反傳統浪潮更是走向極致。
“傳統”的回潮
80年代反傳統的特點，是從“革命階段”回到“啟蒙階段”，是以個人自由、個性、民主等啟蒙價值來反傳統、反體制。當時的思想家在傳統社會主義及其單位共同體之外，在“上下級”和“同志式”關系之外，以個人為本位，構建起一種自由交易式的人際關系。當時的時代課題是突破計劃經濟和管制型社會，培育一個市場體制。因此，中共的十三大報告明確鼓勵發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這是一個持續約20年的歷史時期，從197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經濟社會大變遷、大重組、大“翻個兒”，大量處于體制邊緣的人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間和通道。十億人民九億商，似乎人人都有機會致富，這可以稱得上一次“經濟大民主”。而其思想文化的前提，是由80年代的啟蒙思潮奠定的。
1992年以后，經濟快速增長，逐步形成超大規模的生產制造能力，同時分配結構日益扭曲，瓦解了原有的社會共同體。在市場經濟的逐利環境中，利益主體高度多元化，形成了一般工商社會所通行的契約式人際關系。另外，后冷戰時代的特點是，意識形態淡出，民族國家凸顯。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為了應對文明沖突和跨國資本沖擊，民族主義在民間興起，執政黨也刻意突出“民族復興”的主題。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日益失去現實作用，已經“無害化”；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又迫切需要構建自身的文化認同。由此，20世紀的反傳統浪潮全面回落，現實與傳統形成某種“和解”。
自1992年以后，中國社會進入急劇變遷的時期。到新世紀之交，它完成了以下標志性的變化：第一，“三農”危機，小農經濟陷于困境，必須在家庭內部以工補農，“農民工”成為城鄉經濟的結構性支點；第二，傳統工人群體轉變為雇傭身份，曾經高度穩定的“兩階級一階層”（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社會結構不復存在，同時形成新的社會架構和階層關系；第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攜中低端制造業全面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其對外開放水平到達了一個里程碑式的節點；第四，新的社會架構和階層關系高度復雜化，治理模式也隨之發生調整，中國政府相繼組建中央維穩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維穩”體制隨之形成；第五，中共重新宣示執政宗旨，“三個代表”思想得到系統表述。總之，隨著國企改造和中國加入WTO，“改革”與“開放”在世紀之交同時經歷了劃時代的轉變，中國實現了經濟轉型、社會轉型。
在這一背景下，思想輿論界也形成全新格局：一方面，反傳統浪潮已全面中止；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始終未能出現一種主流的、能夠說服人和召喚人的核心話語或價值觀。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思想輿論界內部各方嚴重對立，勢同水火，迄今已近20年，左與右、激進與保守、民粹與精英、普世與特色，共識破裂的背后是利益共同體的瓦解。
回到近代以來的三個歷史任務：第一，1970年代前期，中國已初步建成現代工業體系，除兩彈一星外，在核潛艇、大飛機和載人航天技術等方面也密切追蹤世界先進水平；第二，1970年代前期，通過在朝鮮、越南的反復較量，美國已承認新中國的大國地位，近代以來的“救亡”任務宣告完成；第三，同樣是在1970年代前期，長期的計劃經濟和管制型社會，加上戰備、工業化、基礎建設、黨內斗爭和群眾運動，透支了國力民力，傳統社會主義面臨轉型。可以說，正是由于傳統社會主義遭遇挫折，導致了隨后對它的改造，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產生了更復雜的新問題。
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中國經濟總量長期保持增長，自新世紀以來，連續超越日、德、英、法等發達國家，自“文革”結束后嚴重受挫的民族自信心逐漸恢復。與此同時，吏治腐敗、貧富懸殊、道德滑坡、環境惡化，這與人們在改革之初對未來的預期相去甚遠。一般來說，由“片面的發展”所產生的危機就可稱為“現代性危機”。因此，便需要某種手段來糾正這個“片面”。在這種背景下，傳統文化成為一個特別重要的選項。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以2008人擊缶吟誦的場面開篇，充滿了傳統中國的各種符號，連篇累牘，不厭其煩。這種盛況在以前（例如80年代）是完全無法想象的。自新世紀以來，文化保守主義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潮，席卷思想輿論界，左右雙方都在向傳統尋求資源和力量，例如左翼提出“儒家社會主義”，自由派提出“儒家憲政主義”。民間的思潮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了國家層面的表述。
傳統文化能否糾正“片面的發展”，能否克服“現代性危機”？如上文所述，傳統文化是一種以儒家為主體的封建性共同體文化，它在不對等的責任與權利關系的前提下，構建并維護過密的人際關系。今天的問題在于，不論是計劃體制內的國營單位，還是作為熟人社會的傳統村莊，各種類型的共同體都已經或正在瓦解，農村社區空心化的現象就是例證，據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的數據，目前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總數達1.5億，這意味著四、五億人口已不能維系基本的人倫關系。與此同時，在城鄉社會，個人越來越原子化，由于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個人之間早已結成自由交易的、契約化的人際關系，并在一般社會關系中起著支配性的作用。文化狀況必須適應社會狀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天，不論我們怎樣評價傳統文化，它在當下發生現實作用的社會前提和土壤都已經不復存在。
作為一種不對等的過密人際關系，傳統文化已經被啟蒙思潮所取代，而啟蒙思潮所強調的個人自由和價值，無非是工商社會所要求的契約式人際關系在觀念上的體現。社會經濟的變遷總是文化變遷的基礎，工商社會成百上千倍增長的財富總量，決定了個人空間的相應擴張，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即使這個工商社會由于“片面的發展”而陷入困境或危機，其“癥結”也在經濟政治層面，不是傳統文化的“藥”所能醫治和療救的。財富和資源的分配制度永遠是基本面。當前社會的問題，還是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是工業化過程中因貧富懸殊而導致社會分裂的問題。
這個問題，由于上下兩個結構之間的矛盾，而顯得更為嚴峻。這兩個結構就是：一方面，新世紀以來，財富資源趨于壟斷，階層關系日益固化，上升通道明顯收窄；另一方面，基礎教育和移動互聯網大面積普及，這導致信息和知識的大范圍迅速流動。這種意識狀態、思想狀態、內心狀態，與這個社會趨于壟斷的財富和權力狀況越來越不匹配，一面是財富和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另一面是信息和知識的扁平化結構。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這兩種彼此矛盾的結構，當然也會刺激社會中下層的某種活力，但是更造成了普遍的躁動和危險的失衡。
在文化層面做工作，包括對傳統文化的提倡和弘揚，所能取得的效果，將十分有限。其實，擱置壟斷化的利益結構，僅在文化層面進行調整，說到底是一種“宗教的路徑”：既然改變不了現實世界（政治經濟），那么便改變內心對現實世界的看待方式（文化觀念）。所以，還是要正視真正的問題，使利益結構同樣扁平化，使改革發展成果為全社會所共享。這其實也是恢復傳統社會主義的遺產，即革命的遺產。
結 論
20世紀革命攘外安內，完成了多項歷史性任務：實現了民族獨立，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也進行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嘗試和探索。那么，中國革命與中華文明是什么關系？在古典中國的思想和實踐中當然可以找到某些“現代革命”的前史，實際上，任何古老文明都包含有對大同世界的某種想象，但這并不意味現代革命是古代文明的延續。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是以有道伐無道，在舊王朝朽壞的末期，革除其“天命”，重建原先的公序良俗。這個古典意義上的“革命”，與西文“revolution”的原意十分吻合。“revolution”最初的含義是“一個星體回到原來的出發點”。法國大革命史專家阿·索布爾據此指出，革命可以被理解為返回“被阻斷的原始秩序”，這個原始秩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者指神授的秩序，或者指自然法。
但現代革命并不是回到原點，不是打碎—重建，不是新一輪歷史循環的開端。它是創造“新社會”，這是“革命”與歷史上一切“造反”的根本區別。革命是顛覆舊的秩序，在新的物質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構建和維護一種新的生活、新的制度和文化甚至于一個新世界。革命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人類近三百年來的創造，是現代性的體現。什么是現代性？在現代社會，在“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維度當中，“未來”陡然具有了絕對優先的價值和意義。人們熱烈地——同時又是理性地——規劃“未來”，普遍信奉進步、發展、解放、變革、革命等進化主義的觀念。經驗不斷被刷新，現狀不斷被超越。這是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世界史上新一輪擴張期的產物，其背后支撐性、決定性的因素則是持續的技術進步和擴大再生產。這就是“現代性”（modernity）的本質。
古典文明以簡單再生產為基礎，現代性的以上特征是它所不具備的。實際上，古典文明在清末民初就已經瓦解，中華歷史經歷了一次斷裂，楚騷漢賦、唐詩宋詞成為我們的鄉愁。什么是“鄉愁”？故鄉是我們曾經的“母體”——家、祖屋、村莊乃至山水田園，“鄉愁”是我們脫離這個原始共同體之后的創傷性記憶。真正健康的人格是繼續向前，走向更廣闊的世界，去創建新的更高級的共同體，而不是一味地向“傳統”去尋求慰藉。2010年，中國制造業總量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歐盟的衰落有目共睹，中國與西方的力量對比正在趨于平衡。具備這樣的制造業能力，面對目前的國內矛盾，當務之急是使改革發展成果為全社會所共享，重建當前社會的“利益共同體”，并在這個基礎之上重建“文化共同體”——有利益的共享，才有價值的認同。也只有重建新的共同體，傳統文化，或者說，經過啟蒙價值觀洗禮的傳統文化，才能推陳出新。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