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國際史學界在“西部大開發”和新清史的影響下，越來越重視對中國西北地區的研究。新清史有兩大特征：第一，強調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清帝國的繼承；第二，批判民族主義目的論，質疑民族與民族主義是政治演化的必然結果。由此，一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之謎”出現在研究者面前：為什么少數民族地區沒有因為滿清倒臺而四散，中央統治的有效性反而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顯著加強？同為多民族國家的奧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以及羅曼諾夫王朝，都在民族國家轉型中土崩瓦解，中國為什么能保持相對較強的統合能力？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就上述問題，在2014年召開“轉向中國西部”主題年會，會議論文公開發表在《二十世紀中國》（Twentieth-Century China）10月刊。著名學者彭慕蘭在導論中指出，論文的作者們將關注點集中在政府官員、理論家和技術專家對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問題的態度轉變，這實際上反映出20世紀中國從“邊疆”到“西部”的觀念變化。

如《構造“西部”：20世紀早期的康巴觀》一文指出，19世紀末，四川官紳階層不再將西藏高原單純視為保衛帝國的屏障。康巴地區在18世紀前期正式被劃歸四川管轄，但這種管理基本處于“放任”狀態，政治運作明顯獨立于中央當局，清政府對這一地區也無特殊興趣。然而這一情況在20世紀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曾經貧瘠的邊疆被重新想象成一個資源豐富、具備工業潛力、能夠吸納移民的地區。文章進而分析了“領土”和“主權”觀念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也展示了這一變化所打開的新視野，將康巴視為迅速成長的中國民族國家的內在組成部分。而這一觀念也成為影響整個20世紀中國政治的重要因素。

中國邊地觀的轉變還有著更為寬廣的時代背景。《西北問題：中國民族主義沙漠中的資本主義》一文指出，1930年代“大蕭條”初期，中國右翼知識群體呼吁國人在關注沿海城市衰落的同時，重新發現僻處祖國西北的故土。戴季陶作為國民黨重要理論家，接續了孫中山關于邊地發展的思想，為領土危機、資本主義和國民精神尋找新的出路，提出汲取西北地區的物質和文化資源進行國家復興這一重要的構想，而戴季陶的一系列觀念與當時全世界范圍內法西斯思想潮流之間，也存在共通之處。

同樣也是自1930年代開始，蘇聯科學家、經濟學家在中國西北地區的活動愈見頻繁，蘇聯政府甚至在新疆直接鋪建基礎設施。為了獲取豐富的石油資源，這個群體為新疆繪制了一幅國家投資與發展的藍圖，這讓中國政府在當時與后來的經濟發展計劃中，習慣于依賴蘇聯的報告、技術和基礎設施。《非正式帝國的空間遺產》一文聚焦于石油的開采、加工和運輸，揭示出蘇聯在非正式帝國的意義上對中國西部的長期影響。

1960年代末，中共開始防備美蘇入侵，在西部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三線”工業化運動。《毛時代后期中國的三線鐵路與工業現代性》一文重點介紹了三線鐵路建設。它表明，雖然三線鐵路在建設之初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它們將大部分西部地區整合到了全國范圍的工業網絡當中，加快了、規范了區域運輸。為了建設鐵路，政府以大規模的勞動力投入來彌補工業資本的短缺問題，同時發起思想運動，表彰工人階級為工業和國防做出的巨大貢獻。時至今日，這種國家安全和工業發展的集體敘事依舊是共和國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李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