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學派”在中國史研究中獨樹一幟，其并非單純地描繪經濟現象的差異，而是用大歷史的視角和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深度探討東西方經濟發展差異背后的成因，并在方法論上挑戰了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和西方中心論。彭慕蘭通過對比16到19世紀中國和西方的經濟環境，指出無論是人口、技術、市場經濟，還是奢侈品的消費，中國都不遜于當時的西歐國家。這樣的結論對于傳統經濟史學者來說已經足夠，但彭慕蘭卻要“刨根問底”。他采用宏觀的歷史視角，認為兩地經濟發展最終走向“大分流”的原因，除了一些歷史或地理的偶然性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西歐對美洲新大陸的殖民，殖民地提供的豐富原產品使得西歐國家避免走向“內卷化”。
《經濟史學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5年第4期上，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內奧米·拉穆魯(Naomi Lamoreaux)參與筆談，就“經濟史學的未來”的問題，高度贊揚“加州學派”的“刨根問底”精神，感慨歷史學家在方法論上反而走在了經濟學家的前面。他指出傳統的經濟史研究受到學科訓練的嚴格限制，由此導致近年來經濟學界和歷史學界的對話極其稀少，更不用說彼此關注對方的研究成果了。拉穆魯舉了一個反面例子，保羅·戴維(Paul David)從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效益理論出發，研究了19世紀中葉美國農民運用收割機技術的歷史，他認為只有當使用收割機的成本小于傳統勞作的成本時，這項技術才能得到迅速推廣。計量史學家對該結論展開了批判，指出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不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不少農民聯合購買收割機，甚至有人在豐收季節向整個區域內的農民提供收割服務。由于缺乏跨學科的交流，這一爭論無法進入更深的層面，歷史學家把上述問題導入了歷史領域，但沒有進一步的追問，經濟學和歷史學家都處于自說自話的狀態之中。
拉穆魯認為缺乏交流的局面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近年來經濟史學科內部發生的計量革命，另一方面是歷史學研究的文化轉向。這使得經濟史研究從最初的新古典理論轉向更歷史性的、更情境化的研究方法，然而，此種單一的研究方法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經濟史研究的出路在于如何將上述兩種研究方法更好地結合起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經濟史學者必須在兩個領域受到同樣的嚴格訓練，經濟學家在歷史研究方面不可能達到專業史家的高度，反之亦然。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跨學科的交流，破除學科的嚴格壁壘，使得兩個領域的學者能彼此尊重對方的學術訓練和專業技能。
經濟史的未來出路必定是跨學科研究，在這方面歷史學界已經走出了破冰的一步，“加州學派”針對經濟史相關主題的研究方法，已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經濟學家也要迎頭趕上，現有的經濟制度并不是永續不變的，其同樣經歷了長久的演變、斷裂和分化，甚至在不久的未來還會進一步變化。拉穆魯強調，經濟學家應當主動和史學家進行交流，“特別是因為他們（史學家）致力于研究過去的制度和文化實踐對當代經濟的持續影響”。為什么某些傳統文化實踐仍然存在?為什么有些已經消失了？在不同環境下特定文化實踐的地位為何會起伏不定?這都是未來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議題。正如作者所言，未來經濟史學科不可能拋棄其既有的研究傳統，但它必須超越過往，特別是改變過去學科研究的碎片化狀況，通過跨學科的交流和借鑒，鑄造出經濟史研究的新典范。? （文/金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