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郭珵
誰是中國人？近年來這個問題越來越頻繁地被提出。換言之，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問題日益突出。這不僅涉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也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文化、信仰如何構成國家認同的社會機制？認同作為一個自我建構和個體化的過程，必然涉及認同主體以及誰來建構這一認同模式的重要問題。若要討論“誰是中國人”這一關乎國家認同的問題，自然會涉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建構以及其中信仰方式的變遷，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國家認同的矛盾
有論者用“天下帝國”來形容傳統(tǒng)中國的國家類型，天下是一種信仰，帝國則是一種與信仰相關的權力運作方式，天下帝國就是王朝國家。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統(tǒng)治者是漢民族的王朝）的稱謂，一般采用統(tǒng)治者姓氏加國號的模式，如劉漢、李唐、趙宋、朱明等，這就是以一姓一朝為特征的王朝國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國開始向民族國家轉型，這一過程延續(xù)至今。
由于不同類型國家的價值觀念有所差異，如果以不同價值觀念作為劃分標準，“中國人”這一整體性概念就會出現(xiàn)內在矛盾，因為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太過復雜，在法律的層面上，中國人的身份是基于中國國籍；從文化、族群或信仰層面來界定中國人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尚沒有一個詳盡準確的定義。中國作為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大陸國家，一直都以漢民族為主體，漢人安土重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國家認同方式。而且中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在普通民眾看來，一個沒有中國信仰和價值觀的中國籍外族人，顯然算不上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人”。雖然當今世界正處于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法律意義上的國籍劃分更具有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實性，但基于傳統(tǒng)價值觀的認同依舊根深蒂固，這會不可避免地帶來許多現(xiàn)實問題。
國家認同由諸多具體的認同模式組成，如政治認同原本是對國家領導人的認同，現(xiàn)在卻成為一種社會交往方式，作為日常行為模式的延伸而存在。街頭繪畫對于中國夢的闡釋，則反映當下國人的一種生活情境，這種價值認同在更深層次上展現(xiàn)出中國價值觀、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精神。但是由于中國地域的廣闊性和民族的多樣性，加之近年來歐美文化的涌入，中國文化呈現(xiàn)出一種多元生態(tài)，中國人的各種認同取向又存在明顯的差異。
舉個例子，作為當下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重要內容，傳統(tǒng)孝道與現(xiàn)代尊老文化并非一一對應的，以二十四孝為代表的傳統(tǒng)孝道無法完全適用于現(xiàn)代社會。當下城鄉(xiāng)老人面對的各種問題，不是個人盡孝就能解決的，也不僅是家庭和個人的問題，更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從國家長遠發(fā)展來說，講求文化復興，使中國有一個立生之本，這是極為重要的，但在傳統(tǒng)文化中找出一個中國人的共同價值和認同，并使之與現(xiàn)代社會完全匹配，這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以傳統(tǒng)來建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很容易引發(fā)中國人價值紐帶的嚴重斷裂。
傳統(tǒng)文化復興最直接的表現(xiàn)方式就是當下的“國學熱”，這里的國學主要指儒學，后者是表達傳統(tǒng)中國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觀念的學術體系，儒學又是以各類經(jīng)學典籍為主，因此當前“復興文化傳統(tǒng)，重塑國人認同”的思潮是與其他宗教相分離的，這樣的文化復興方式明顯排斥了制度性宗教或是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即不是宗教卻能發(fā)揮宗教功能的信仰方式）。
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與變革，各種社會思潮激烈碰撞，人們的信仰模式趨向多元，道德亂象也隨之產生。有論者屢屢主張復興中國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如果僅以孔子所述的道德為標準，其中并不包含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其他信仰層面的社會規(guī)范，以及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道德，由此產生的問題是，仁義禮智信的適用范圍太過狹隘，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道德所規(guī)范的是家國關系、君臣關系、朋友關系等，其并不具備普適性。而臺灣在復興傳統(tǒng)文化過程中，在其中加入“人群”這一概念，鼓勵人們之間相互交流，多跟陌生人打交道。某個道德標準如果僅適用于熟人社會，并作為一種權力的標準，是遠遠不夠的，臺灣在復興傳統(tǒng)方面的行動理念值得中國大陸借鑒。
不僅如此，伴隨中國國力的強盛，無邊界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潮洶涌澎湃，這種激進的國家認同理念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也是很少被提及的。
族群認同和宗教認同的矛盾
由于生活方式的差異、社會分工的不同，不同族群和社會階層對中國文化有著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的身份認同體系內，不僅充斥著矛盾，甚至還存在沖突。
在中國社會的框架中，每個個體擁有不同的信仰身份。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重歸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民族傳統(tǒng)文化體系，自然成為當下文化復興的主要方向。問題在于，儒學是由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中發(fā)展出來的信仰模式，但這僅僅是基于漢民族的認同，顯然忽略了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權利及其相應的民族認同。按照這種認同標準來衡量，一旦有了其他信仰，一個人就不能算是中國人，這導致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標準中出現(xiàn)內在分歧。
當然，這與中國人的信仰特征有密切聯(lián)系。按照漢族人的價值觀點，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但對于中國西部許多地方而言，人們不一定會有這樣的歸屬與認同感。炎黃子孫的文化認同給漢族人帶來極高的民族榮譽感，但其中隱藏的含義是只有炎黃子孫才是中國人，這種民族主義話語顯然含有分裂傾向。中國文化的根究竟在哪里呢？在傳統(tǒng)社會中，根和鼎是相通的，鼎在傳統(tǒng)中國是權力的象征，權力話語存在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中。所以，炎黃子孫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根源，其中存在一種祖宗崇拜、一種族群認同以及一種權力秩序。
炎帝和黃帝是被漢族人建構出來的人文祖先，作為漢民族的起源，其隨之成為民族認同的根源之一，后人用國家權力將其確立下來。炎黃祭祀大典如今已得到國家的認可，是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所舉行的公祭活動。然而，炎黃崇拜僅是漢民族建構出的神人關系，而中華民族作為炎黃子孫，其中卻存在56個民族。這種文化認同盡管給中國人帶來了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但卻忽略了漢民族以外的55個民族，這種說法可能會導致民族間的沖突乃至分裂。探討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必然會涉及56個民族，所以應該強調其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
中國文化及其信仰邏輯
中國改革開放道路已走過30多年，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不斷提高，國力不斷增強。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過程中，文化的發(fā)展方向亦得到不斷的明確和建立。中國政府如今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但在這種自信中，中國人的認同又充滿了內在矛盾。能否將不同信仰凝聚成一個普遍的價值共識，這是一個困難而長遠的任務。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普遍的價值共識，很難對其他國家產生更深層次的影響，特別是面對不同文明間信仰的沖突與矛盾。
中國的文化信仰作為一種少數(shù)人才能掌握的價值體系，不同于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等一神教信仰，其信仰核心是代替神的神圣性，以國家、民族作為載體，普通人可以修成神，譬如孔子作為中國的文化圣人，就被中國人廣為祭拜，媽祖、關公如今亦都被當作神來敬仰。中國本土的文化信仰（儒釋道），都與人有關系，“修”成為一種信仰，這也是中國本土信仰最顯著的特征。
西方社會的價值規(guī)范、制度準則大多源于神的價值觀念，與西方的因信稱義不同，中國本土的信仰更強調“修”。儒教強調修成圣人，佛教強調修成菩薩，道教強調修成仙，這種信仰是存在等級的。平民百姓通過信鬼、拜山拜水或請神漢巫婆以解決問題，民間信仰由此而來。但中國傳統(tǒng)的讀書人不同，其在生活體驗中不斷地獲得信仰，文化水平極高的人逐漸地被百姓視為可以通天的神。相對應地，中國的皇帝一直以來都是上通天地、下管鬼神眾生的，一方面象征國家權威，另一方面還是宗教領袖，以此確保其政權的合法性。但同時也產生一個問題，即被奉為神的中國人的信仰和認同是什么，這一點不得而知。中國文化具有象征含義，但把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國家認同的基礎，其問題顯而易見，即沒有一套容易把握的標準和規(guī)則。
信仰具有多重性，其能動性是通過民眾間的交流而實現(xiàn)的，但它又具有排他性。宗教信仰尤為顯著，信仰者對自己的信仰越虔誠，對其他宗教越是排斥。宗教間可以對話，但信仰只能相互尊重。
那么，信仰是否有利于建構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呢？它在國家認同的建構中發(fā)揮著何種作用？儒釋道作為中國文化信仰中最主要的信仰類型，屢屢被人們提及，但中國文化遠不止如此。如法家思想自古以來就與儒家思想互為表里，二者共同構成中國國家政權的統(tǒng)治手段，中國古代的法律就是法家思想的體現(xiàn)。儒家法制化則意味著強制性教化，這是儒家的道德特點，也是中國家族管理的一個特點。道德具有強制性，但要在內化以后才能發(fā)揮其功用。問題是，如果在國家層面制定道德標準，就會有過于國家化的問題，它會導致這種國家認同完全被視為一種價值訴求，其中的社會內涵卻遭到忽略。
當代國家認同與中國信仰傳統(tǒng)
中國社會以家族關系為基礎，但在當今中國，一旦提及中國人的認同，又不能忽視其制度性架構，即以戶口身份來劃分中國人，這種二元對立結構，沖擊了傳統(tǒng)中國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認同。沒有戶籍的所謂“外來人”是不是中國人？從文化上可以認定的事實卻在法理上被忽略。
同時，當下中國人的民族愛國情緒高漲，但卻表現(xiàn)為一種狹隘自大的民族主義和膨脹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引發(fā)民族沖突，缺乏一個共同的神圣性信仰，這是當下中國人身份認同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
再者，處于社會階層金字塔頂端的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是什么？處于社會底層的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又是什么？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中國人，他們的國家認同有著明顯的差異?，F(xiàn)在中國人蜂擁移民國外，由此折射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一種內在矛盾，信仰的缺失以及沒有信仰共識的國家認同，導致中國社會缺乏應有的凝聚力。
“天地君親師”是傳統(tǒng)中國信仰的核心。辛亥革命后，近代民主共和的統(tǒng)治形式徹底否定了君主受命于天的統(tǒng)治形式，國家取代皇帝成為信仰對象，傳統(tǒng)信仰中的“君”變成了“國”。民族國家是有信仰特征的，中國的國家類型從王朝國家、天下帝國演變成民族國家。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信仰核心是皇帝，而皇帝又是中國文化的良心。皇帝在天地和親師的中間，起到了連接神人的紐帶作用。其上有天地，而天命信仰則是漢族人的信仰基礎。祭拜天地具有嚴格的等級秩序，天命信仰深深地嵌入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權力結構中。只有皇帝才能祭天地，與天地溝通，普通民眾只能拜鬼，敬拜自己的祖先。
祭拜祖先，是漢族人所認同的中國精神。他人的祖宗對自己而言就是鬼，而自己的祖宗在他人看來也是鬼，這說明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存在一個界限，界限的標準就是血緣。同祖同宗、同德同心，這反映出傳統(tǒng)中國社會對祖先崇拜的認同。所謂炎黃子孫，都是同德同心的，以漢族文化感情來講，“中國人”無疑是種分類標準，即把個體在橫向上分成不同的群體，在縱向上分為三六九等，這樣的分類圖式明顯會造成更多的問題，其排斥了儒學以外其他宗教的信仰者，這種以信仰類型來劃分中國人的認同方式明顯是不可取的。
一般而言，社會只要憑借其凌駕于個人之上的權力，就必然會在人們心中激起一種神圣的感覺，也能夠創(chuàng)造神的信仰，其具備一種外在于個體且高于個體的力量。就復興傳統(tǒng)文化而言，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和文化信仰，的確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評價標準。
認同中國的國家認同
塞繆爾·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曾經(jīng)預測，未來的世界是基督教、儒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相互沖突的時代，其中提及美國人國家認同的問題，論述了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zhàn)，認為美國已處于何去何從的關頭，若不大力捍衛(wèi)和發(fā)揚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險。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民族熔爐，其民族政策是用一種融入的方法，淡化個體原有的民族認同和背景，這一政策對中國的民族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一直講求“華夷之辨”，即以文明禮義作為文化區(qū)分標準，進而在此基礎上區(qū)隔中華本土的漢族人和其他外族人。中華文化奉行一種文化至上主義，如果“蠻夷”被儒化即可成為華夏；相反，華夏文明如果墮落，也會變成蠻夷。從這樣的立場出發(fā)，華夏民族的文化歸屬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群的歸屬感。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tǒng)目前又得到了強化，當下高漲的民族主義就是具體表現(xiàn)之一?！叭A夷之辨”講求祖先崇拜，其規(guī)定的族群界限是很清晰的，但祖先崇拜中也存在沖突。比如在孔家后人炎黃子孫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根源
提及本土信仰，不得不說佛教和道教。佛教講求悟，講求成佛；而道教講求道，信奉成仙。這其中也存在明顯的差別，中國歷史上佛道之爭數(shù)不勝數(shù)，而這兩種信仰方式一般依賴于家國王朝對他們的支持，佛道的信仰則為中國統(tǒng)治者的權力提供神圣性。
當然，信奉中國本土的宗教并不等同于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浇桃呀?jīng)被現(xiàn)代國家認可，但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它與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正因如此，當下有論者主張基督徒不是中國人。但就中國基督教本身而言，基督徒聲明自己是中國人，其魂是中國魂，中國的教會由此形成了十分獨特的國家認同觀念。由此可見，單純地借助文化或宗教信仰來界定國家認同，也是十分困難的。
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道德國家、儒教中國、文化中國、佛教中國、民族國家、炎黃子孫、福音中國等說法，這似乎都已成為中國人的國家特性，乃至國家信仰的有機構成。這些說法，表明中國的國家合法性建基于某一文化信仰體系，但其現(xiàn)代特性卻因此被減弱。實際上，這是一個把“國族”視為信仰對象來建構的國家，整合了包含信仰資源在內的所有資源，以建設民族國家的權威結構。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和國家之間關系非常復雜，如何實現(xiàn)民族間的真正平等，這是個問題。在多民族國家中，如何處理不同民族、宗教的國家認同？這就引出了用一種宗教信仰來界定一種身份的現(xiàn)代性問題，用民族來界定“誰是中國人”的問題也是如此。阿瑪?shù)賮喩瓕Υ擞枰跃荆阂坏⑷澜绲娜硕細w為“伊斯蘭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或“佛教世界”，就會引發(fā)暴力的出現(xiàn)。所以我們現(xiàn)在用某一種族群、某一種文化信仰來判定個人的身份，也許會導致非常嚴峻的現(xiàn)實沖突。
每一種信仰的建構方式，無論是宗教的，還是民族的，都會有一種相應的信仰體系，進而建構了人們對權力、家庭、國家等方面的認同。在“天下即國家”的文化信仰中，天下是文化信仰的建構基礎，國家則是一種具體的政治制度，但其中的矛盾并沒有得到解決與整合。許倬云認為：“中國，與其說中國是個國家，不如說是個天下?！绷菏檎f道：“中國國家是一個文化，是一個文化體系?！焙喍灾?，傳統(tǒng)的國家類型建基于以天命、天子為代表的神圣符號和圣人象征，其統(tǒng)治方式基于家長制的運作方式。 這就構成了“天命-帝國”這樣一個具備雙重性和可變性的概念，近代民族國家也如是。天命信仰體系作為帝國權威的內核，建構了帝國傳統(tǒng)，近代以來，天命至上的信仰傳統(tǒng)被轉換成意識形態(tài)的信仰體系，而國家則成為這一信仰的載體。
中國的文化特點是“神由人造”，其既非無神論，亦非有神論。中國文化信仰的基本特征是一切由人來決定。 潘光旦先生曾說：“中國文化從神權解放出來，可以說比任何民族文化為早；解放的結果倒不是無神論，而是神由人造論?！碧烀荒苡苫实壅莆?，其他人無法替天行道，這就決定了傳統(tǒng)中國的國家類型，即基于天命與天子的信仰方式。能夠得到天命照顧的人會當皇帝，處于社會的頂層，而不得到天命照顧的人就是百姓，且世代都是如此。由此，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問題似乎就轉變?yōu)椤吧袢私煌ā钡膯栴}，而非利益的分配結果，它是歷史圣人實踐宇宙?zhèn)惱?、家國信仰的產物。
為此，中國歷史上的國家認同傳統(tǒng)由三個層面構成。第一個層面集中體現(xiàn)于對在位專制君主的忠誠，皇帝就是國家，忠君與報國是互相等同的。國家認同的第二個層面，被聚焦于維持由某一姓的君主所統(tǒng)治的王朝。王朝在則國家在；王朝亡則國家亡，“宗廟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國人國家認同觀念的核心。“中國”和“正統(tǒng)”這兩個觀念，構成了國家認同的第三個層面，其主要是王朝認同，而不是種族認同。
就個人而言，中國人的信仰缺乏一個真實的神圣基礎，缺乏一個真實的社會實踐基礎，缺乏一個構建信仰認同的社會共同體。從表面上看，只有權力得到認同，中國人的信仰才有依靠，中國人的認同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就現(xiàn)代的國家類型和信仰類型而言，現(xiàn)代社會中最神圣的是法律，法律的最高象征是憲法。文化認同、信仰認同、法律認同，這些認同都在國家認同關系的不同層面中，發(fā)揮了不同的功能。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最神圣的是法律，法律認同即是國家認同。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更應強調本土文化建設，強調本土文化的自信，其需要依靠法律與憲法，并通過法治來保證中國的文化復興，保護多民族的中國，保護各民族真正的平等，保護多宗教的信仰，保護各宗教的平等。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