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愷
進入2016年之后，近年一直呈抬頭趨勢的右翼浪潮更加凸顯，成為席卷全球的政治現象。在美國，圍繞總統大選，共和黨競選人特朗普所代表的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不友好態度等右翼主張，吸引了眾多支持者。在歐洲，隨著難民危機的加劇，以及奧地利自由黨等右翼政治力量的上臺，二戰后努力培育了半個多世紀的歐洲價值觀受到沖擊，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加速蔓延。如果我們對右翼思潮做一種保守的、民族主義的大致理解，那么伊斯蘭世界更早就開始了保守化的過程。直觀上看，這輪右翼浪潮是對2008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經濟動蕩和政治變革的反應，但它同時也是一種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社會思潮和政治觀念。本文就是在大眾思潮層面所做的一個觀察。
作為一種現象，這一輪右翼浪潮的構成非常復雜，很難用具有概括性同時又足夠準確的定義去描述，但它至少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征：一是主要依托互聯網和社交網絡傳播，二是以青年為主體，三是和本地政治議題相結合，四是彼此之間呈“文明的沖突”狀態。早已深嵌全球化結構之中、擁有便利資訊的中國年輕人，自然能夠感受到這股右翼浪潮，并作出自己的反應。如果從發生時間上做一個歸類，而不深究具體事件的內在邏輯，我們甚至可以把臺灣“反服貿”和香港“占領中環”也看做這股青年浪潮的組成部分。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在一系列網絡事件中，也顯示出對右翼思潮的不同態度，這些態度背后的觀念分化，反映了近年來中國部分青年群體中的一些思想動向。
特朗普現象與帝吧出征
此次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現象”在部分中國年輕人中引起的反應，是觀察這輪思潮起伏的一個入手點。在國內一些年輕人聚集的網絡社區上，大量跟帖站在了支持特朗普的一方。這是一件令人頗感訝異的現象，因為特朗普所秉持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與中國語境相隔十萬八千里，這種奇妙的情感喚起必定有其特殊原因。
原因之一是，特朗普的中國支持者中間，有很多是在美國讀書或曾經有過留學經歷的中國年輕人。他們的國際化程度很高，對美國的國內政治非常了解，同時也對美國一直以來“政治正確”的一套感到厭煩。這套“政治正確”包括經濟政策、少數族裔、移民問題、女性權利、墮胎、同性婚姻、社保政策等一系列議題，此前的美國主流社會中流行著一套偏于左翼的態度，簡言之即開放的、包容的、福利主義的，這被中國一些年輕人稱為“白左”（即白人左派）。而特朗普以其夸張的右翼反對者姿態，用“大嘴”的方式將這套主流價值批判得體無完膚，點燃了對之前“政治正確”感到不滿的人們的政治熱情，這一人群也包含了部分中國年輕人，但從觀感上看數量似乎并不多。
特朗普的中國粉絲之所以出現，更重要的原因或許并不在于他們對美國國內政治議題的具體看法，而是對美國右翼勢力興起的“同情心”，一種在全球化語境下吸引年輕人的右翼姿態。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來說，中國年輕人對特朗普的態度是“主要看氣質”。換言之，美國右翼青年和部分中國年輕人在心理構成上的某種同質性，才是促成國內“特朗普現象”產生的基礎。具體而言，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對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的強硬態度，對社會文化的保守傾向等等，讓中國的這些年輕人產生了共鳴，不自覺地把這些態度投射到國內議題上，從而產生了“移情”的效果。
中國部分年輕人對右翼思潮的這一“同情心”，以及全球青年議題上的某種“同構性”促使人們思考，這種態度還有哪些表現？其吸引力究竟來自何處？值得注意的是，從不晚于2008年開始，中國互聯網上也在形成著一波偏向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青年思潮，同時又裹挾著“皇漢”“工業黨”、地方主義、反女權主義等一大批當代青年亞文化。它尚不能稱之為一個邊界清楚、層次嚴整的社會思潮，但的確在“氣質上”和全球范圍內的保守思潮有著相似性。而且，這一波青年思潮內在于中國30多年來逐漸成型并不斷變化的社會結構本身，且渾身上下洋溢著青年人特有的戰斗性，在與其他思潮的競爭過程中，產生了一定的號召力與動員力，構成了一些網絡公共事件得以產生的觀念基礎。
值得琢磨的是，今年年初發生在互聯網上的“帝吧出征”事件，再次說明青年群體中觀念的多元與多義。表面上看，這次網絡事件的參與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重合度很低，相互之間甚至不乏歧視與攻訐，但他們像是彼此的鏡像，在關于民族主義的“氣質”上有著相似性。當然，我們很難將“帝吧出征”看做社會思潮的后果，但思潮作為一種社會觀念，其影響是普遍照拂的，知識精英可以取法其上，一般民眾和網絡青年也可以得乎其下。“帝吧出征”事件就是“得乎其下”的一次網絡集體行動。此次網絡事件被很多人稱之為“網絡愛國主義”或者貼上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標簽，有一定道理，但和事件本身的匹配度不是很高。作為青年群體的一次網絡行動，事件本身未必有外界所說的強烈政治色彩，而是在一個帶有網絡娛樂化色彩的背景下，青年人對民族文化和國家認同樸素情感的自發流露，這從“帝吧遠征軍”所使用的具有鮮明中國元素的表情包中即可窺見一斑。
特朗普現象和帝吧遠征在中國互聯網上的出現，共同說明了青年群體的樸素政治觀有多么廣泛和復雜。作為分析個案的這兩個群體，相互之間的差異絲毫不弱于相似性——如果不是差異性更大的話。但從中我們依然可以辨識出這些青年群體中一些共通的要素，如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傳統保守觀念的同情。這些要素和國內主流知識界（他們的上一代人）在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所謂左與右基本無關，也不是對某種外力的應激反應，或者有些人所說的“充滿暴力和假想敵的民族主義”，而更多是自發生長出來的。它是30多年來中國自身發展以及參與全球化在青年群體中結出的觀念之果，深植于中國社會自身的物質土壤與文化環境。
國際視野下的近代思潮更迭
總體而言，歐美意義上的右翼思潮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是比較陌生的東西。不過，如果將當前這股席卷全球的右翼思潮在一個更一般的左右光譜中加以辨析，那么當代中國青年群體中的親右翼態度就相對容易理解。在這個一般定義中，“左”的光譜為平權運動、反資本霸權、婦女權利、環境保護運動等激進主義，“右”的光譜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保守的一方。大眾之所以對這一光譜相對陌生，是因為在歷史上這通常是民族國家出現之后的事務，屬于現代性的一部分，此前的中國社會缺少這一土壤。
事實上，中國20世紀以來的整體思潮變化，本身就內在于國際思潮激蕩之中。五四運動以來以青年為主體的思潮起伏，自始就和來自俄國革命的、來自英美的、來自歐陸的不同思潮相互激蕩。而一個世紀以來最接近右翼的社會思潮，出現在1930年代，準確說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到西安事變之前。當時的這股思潮受德國影響較大，籠統而言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事化為特征。當時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對德國的政治實踐抱有復雜的情感，既對民主政治和議會政治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又對德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鍛造出的民族自信、高度軍事化和領袖信仰充滿羨慕。這一時期一些極端右翼組織的出現，如三民主義力行社（即藍衣社），就是該思潮的產物。2014年熱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描述的所謂“鐵血救國會”，可以看做是藍衣社的繼承者。
從1930年代前后，中國青年開始了又一輪的大分化——這樣的分化從19世紀下半葉就已開始，此后逐漸形成“大分流”的趨勢。當時的白色恐怖在青年學生中激起了極大的反彈，促使他們在理念上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作為對右翼政治的反動，左翼知識分子在文藝戰線展開了斗爭，這是“左聯”產生的時代背景，同時也是延安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左翼青年知識分子的原因：那里不僅是全民族抗戰的一個中心，也是進步的象征和左翼光輝理想的策源地。
1936年的西安事變及之后的全面抗戰的興起，迅速將這股右翼思潮掃蕩一空。這一方面是由于全民族抗戰歷史使命的降臨，還有一個原因是隨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遠東戰場的開辟，中國思想界開始想象一種以英美政治為模板的現代化樣式。可以說，194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思潮是偏向英美的，一些關于英美自由主義和政治理論的著作也隨處可見。以后見之明來看，1936年以后直到1940年代的中國思想領域有兩大重要事件，一是國統區的英美化思潮，一是延安進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然，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界還留有1930年代右翼思潮的痕跡，比如“戰國策派”，但總的來說已經不是主流。
右翼思潮在1949年之后基本肅清，這當然和具體的政治進程有關，但根本原因還在于，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有著世界主義的理想，而毛澤東本人也對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保持著強烈興趣，有著世界主義的眼光，這從他關于“三個世界”的劃分中就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不論是政治領袖還是關心政治的知識青年，都不曾將眼光固守在一國之內。換言之，一直到1978年之前，中國缺少右翼思潮產生的真正土壤，即通常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建設和常態政治的環境。這一狀況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改變，思想界在關于改革方向等重大理論問題上產生分歧，進而形成了縱貫整個1990年代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國際上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文化保守主義、國家主義等屬于傳統右翼光譜的思潮開始興起，并在近年來的邊疆問題、香港和臺灣事務中得以發酵。
總而言之，當代青年群體中親右翼態度的出現，前提是中國已經完成了主權國家的構建，否則將沒有產生這一思潮的土壤。經過30多年中國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越來越深地嵌入到全球化進程中，當代青年思潮和全球青年議題產生了某種同構性，即在各自內部議題上的激進與保守之分。出現在青年群體中的左右陣營劃分，不再是以往的革命與反革命，或改革與保守等“元問題”，而是通常屬于主權國家內部的具體事務。這一主權國家同時又是內在于當代世界體系的，因此和其他國家一樣擁有著某些共同的視閾與問題意識，比如對少數族裔、環境保護、女性權利等問題的關注，這也正是特朗普現象能夠引起當代中國青年共鳴的原因之一。
當代青年思潮的內部構造
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當代青年思潮遠未獲得成熟的內部構造，更多的是一種樸素的社會態度和政治傾向，且內部充滿矛盾和張力。就目前呈現出的面貌來看，除了前已述及的，和全球化語境千絲萬縷的聯系和呼應關系之外，這一思潮植根于中國30多年來自身的經濟社會狀況，其分化程度和青年各自的成長背景、教育經歷以及職業差異一樣大，在網絡時代和娛樂時代的整體背景下，也有著強烈的“反潮流”的小眾特點。
作為思潮主體的青年群體，大多出生于改革開放之后，對此前的政治并無切身體驗，也因此沒有太多思想負擔。在通常情況下，他們和1980年代以來的左與右、改革與保守等爭執并無交集，除非基于知識層面。“后改革時代”出生的年輕人，一般不會有特別強烈的左右意識，他們時而為左翼的平等主義和理想光芒所吸引，時而又為右翼的樸素情感所打動。極端主義的聲音總是稀少的，盡管撕裂社會的也正是這種極化主張。如果大致做一個區分，那么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奧運前后標志著“80后”登上歷史舞臺，而“帝吧出征”則標志著“90后”的觀念覺醒。這種劃分無疑是粗糙的，但大致可以代表某種觀念代際的年輪和互聯網時代的發展軌跡。
當代青年在社會議題上的態度，還與各自的成長經歷有關。比如，以當下的文化議題“小鎮青年”為例，如果他（為了避免女權主義者的指責，我們假定這是一位男青年）出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縣城的破敗國企家庭，通過努力在2000年代接受了不錯的大學教育乃至研究生教育，畢業后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公司打拼，那么他的社會關切有可能是這樣的：同情左翼陣營關于平等的信條，也認同大學教育可能帶給他的關于普世價值的理念，同時也愛看《環球時報》，對“工業黨”和“強國派”非常贊同，在職業上又接受自由市場的一套。如果他湊巧首付了一套被曝光建在“毒地”邊上的房子，又有可能成為維權業主??一言以蔽之，當代青年在社會議題上的態度是復雜的乃至互相矛盾的，絕大多數都稱不上某一“翼”。這主要是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快速變化的階層結構所決定的。
然而，這并不能排除在極化狀態下，青年群體不會出現又一次的“大分流”。以親右翼思潮的出現為例，它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左翼思潮中激進的一面，滿足了人們或許尚未完全意識到的某種需求，比如家庭及其承載的倫理價值。中國社會30多年來在家庭倫理層面的變化是極其激進的，不僅使傳統的家庭形態蕩然無存、讓家庭成員之間的分離成為轉型社會普遍承受的倫理之痛，而且在兩性、婚姻、養老、家庭財產等方方面面都引起了針鋒相對的大討論。在這種背景下，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右翼思潮承擔了撫慰人心的重任，在推動傳統價值回歸方面讓很多人產生了認同感。而當代親左翼思潮對平等主義的追求，也吸引了一批環保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維權主義者等群體。但需要辨析的是，在環保主義者和維權者中也有分野，即基于利益和基于理念的區別：如果一個環保主義者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動，將歸于右翼陣營；若基于理念而行動，則歸于左翼。
在觀念陣營的分化組合中，頗堪玩味的是所謂自由主義者在青年視野中的黯淡乃至消失。這一觀念群體在19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個集體失墜的過程，他們逐漸和中國的社會現實脫離，并在這一過程中失去了對政治事務的發言權和聽眾，目前似乎僅剩下經濟學的面向，在極小的公共空間充當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代言人。
圍繞觀念領域出現的不同青年陣營，有著共同的“反潮流”特點，即對網絡時代娛樂化、去政治化的拒絕，對充斥著蠢萌氣質的主流文化的厭惡。最能激起青年觀念陣營之間廝殺的往往是一些社會話題，比如“貓狗黨”和反對者、“燒死異性戀”運動、“女權黨”和反對者等青年亞文化主題。這些主題通常是被主流社會壓抑的，但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的普及，青年亞文化大有婢作夫人的趨勢。一些非主流現象開始成為主流社會和大眾媒體討論的對象，比如二次元、彈幕文化、瑪麗蘇、漫威等等。而主流文化中的雞湯化、小清新化等現象，反過來激發了青年群體中樸素的政治意識。這些因素都是當代有著鮮明社會態度的青年思潮興起的基礎。
不容小視的是，在部分領域和少數青年群體中也產生著撕裂性的極端觀點。這些領域彼此之間通常并無內在聯系，而是相對同步又不同程度地走向極化。極端民族主義就是其中之一，擁有非常巨大的潛在人群，且極易點燃，尤其在近年來的周邊關系問題上，屢屢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極端地方主義者也是其中一種，而且擁有更充足的理論儲備，在史觀上他們極力鼓吹西周封建、西歐封建和多國體系，在現實語境中他們鼓勵各種形式的地方主義和排外主義，同樣擁有數量眾多的粉絲。除此之外還有大國沙文主義、漢族中心論等沉寂已久的極端觀點。
結語
中國社會在1990年代以后經歷了所謂“去政治化的政治”階段之后，近年來在青年群體中產生了重新政治化的趨勢，親右翼態度的出現就是表現之一。然而，這種重新政治化并非回到1978年之前，也不是回到1945年或更早之前，而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實踐在以青年人為主的群體中產生的政治化反應，它基本是自發產生的，也因此有著混沌的面孔。
這一輪青年思潮之所以值得關注，在于它有可能重新定義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產生的、中國民間思潮中左與右的標準。如果我們把之前左右觀念陣營的區分標準大致理解為經濟的（主要圍繞對市場的看法）與政治的（主要圍繞憲政話語），且“左”主要指保守、“右”主要指改革，那么不晚于2008年開始成型的當代青年思潮則把這個標準顛倒了過來。這一思潮的作戰半徑極其寬廣，論題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思想文化再到民族宗教事務、香港臺灣問題、大國關系等等，可以說無所不包。與上世紀80年代以來那種目光向內、中國本位的氣質不同，這一輪思潮呈現出立體、多元、世界主義（稱之為天下主義更合適）等特征。青年思潮之間的內部分歧，深植于當代中國復雜的社會現實與觀念沖突，并且和世界范圍內的思潮起伏相呼應。當然，這一輪思潮遠未成為主流現象，而只是青年知識群體中的小眾現象，但它有可能為未來的“大分流”埋下伏筆。
令人遺憾的是，主流社會對這一輪思潮起伏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遲鈍和冷淡，至多將其作為一種可以借用的社會現實，而缺乏有說服力的引導，也沒有提供有足夠吸引力的目標使之整合。而如果任由這股思潮野蠻生長，那么它要么愈益走向極化，要么為其他的力量所利用，從而為時刻變動的中國社會增加新的變數。
（作者系本刊特約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