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長江流域的強降水再次引發多地的洪災，南方的洪水剛剛過去，7月20日由強降雨引發的邢臺洪災又引發廣泛關注。在媒體報道中，更是屢次出現官民之間的不同聲音。民眾批評地方官員怠政，而地方官員則指責民眾漠不關心，這與以往面對抗洪救災的“眾志成城”形成了鮮明對比。典型代表是是湖北一位基層干部所寫的短文《一個抗洪干部的哀嘆：我們水里干，百姓看翻船》，作者得出了一個極為悲觀的結論：“農民仍然是百年前的愚民”，并追問到，“我們真的可以想一想，我們國家、國民失去了什么？”
這篇短文深刻反映出當前中國基層治理所面臨的潛在危機，其根源則在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結構的變遷。正如張靜的文章所指出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政治變革，推動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公共-個人”連接系統，其中存在政府和單位這兩個治理主體：前者負責制定和頒布指令，實施的是間接治理；后者才是直接治理社會、連接個人的組織。但在90年代中葉以后，伴隨一系列社會變遷的發生，單位的社會治理職能日益弱化。這時國家又未能建立起一個替代性的組織通道，中國的社會治理體系隨之陷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民眾對基層官員存在信任缺失的問題，引致社會抗爭行的動頻頻出現。焦長權的文章將此歸結為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悖論：過去十年間，盡管農村宏觀的政治經濟環境迅速改善，但農民對基層政權和干部的怨氣與不滿并未因此減弱，反而呈現出彌散生發的狀態。特別是隨著農民群體的代際更替，新生代農民大多在外務工，他們對基層干部形成一種“臉譜化”認知——貪腐和魚肉百姓。究其原因在于，鄉土社會有一套特殊的社會結構及其價值理念，而基層官員卻以簡單粗暴的思路來改造基層社會，缺乏對于鄉土社會的回應能力。
與民眾“國家觀”變遷相對應，基層干部的“群眾觀”也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轉變。劉磊的文章提出，中共建政以后，依托于組織化的黨群關系建構，以“積極分子-中間分子-落后分子”為劃分標準的“群眾觀”，取代了傳統社會“順民-刁民”的區隔。改革開放以后，黨群關系由緊密轉向疏離，使得基層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難以有效地動員和組織群眾，群眾更多只是旁觀者，更像是毫無“公共責任心”的“刁民”，“刁民”問題再次凸顯。而解決“刁民”問題的關鍵，則在于正視群眾中多元、復雜的利益問題，著力構建協調利益格局的長效機制——既不能寄望于徹底恢復毛時代群眾與基層干部“溫情脈脈”的關系，也不能片面強調依靠“法治”來規范黨群關系。
換言之，組織化通道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成效。徐書鳴的文章剖析了建國初中國民兵這一基層組織的生成機制及其演變邏輯，指出中共建立制度前總要先去取得經驗，在建立之后再借由新的經驗去調整制度，所以制度往往處于變化之中，以回應種種現實的需要和客觀條件的限制。以史為鑒，能否結合新時期的社會情勢來推動基層組織建設，將是化解當前社會治理危機的關鍵所在。
